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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候，我們會把很多問題變成“蛋與墻”的問題。

這是日本文學家村上春樹2009年獲得耶路撒冷文學獎后、赴以色列受領獎項時發表的演講主題。

“假如這里有堅固的高墻和撞墻破碎的雞蛋，我總是站在雞蛋一邊。”

“是的，無論高墻多么正確、雞蛋多么錯誤，我也還是站在雞蛋一邊。正確不正確是由別人決定的，或是由時間和歷史決定的。假如小說家站在高墻一邊寫作，不管出于何種理由，這個作家又有多大價值呢？”

不知為何，在看到以下新聞、寫下這篇文章時，想到了這句話。

源起這條新聞：“河北滄州一中12名高中生因在校內使用或攜帶手機陸續被勸退”，事情一經報道，沸沸揚揚，引發熱議。

大家的興趣點顯然是“學生用手機要被勸退嗎？”，支持學生，還是支持學校。

據@新浪河南發起的投票顯示，1萬名參加投票的網友中，69.6%選擇“支持學生，應該有自由”；僅9%的網民表示支持學校。這次投票吸引了兩萬人次參與，有超過八成網友表示支持學生。多項網絡調查顯示，輿論對滄州一中的批評聲要大于支持聲。

比如，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員孫云曉認為，勸退的規定顯然“過頭”了，校規制定時不能由學校行政部門單方面制定，必須廣泛聽取教師、學生、學生家長的意見，經過民主決策程序審議通過，學生是有參與權的。并從未成年人保護法的角度來看，勸退從某種程度侵犯了學生的受教育權。

再比如，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認為，滄州一中的校規已明顯超出《河北省普通高中學生學籍管理辦法實施細則（試行）》。而且“滄州一中對學生進行勸退處分，沒有組成獨立的調查委員會、舉行聽證會等程序，而是學校單方將學生勸退。”

該細則第37條規定，對違反中學生守則和校規校紀或犯有錯誤的學生，應耐心批評教育，幫助他們改正錯誤，不要輕易處分；不應以停課、勸退等形式剝奪學生學習權利。第38條則規定，給予勒令退學、開除學籍處分的，除經校務會議討論通過、校長批準等程序外，還須報上級教育主管部門批準。

也有律師認為，學校這種行為于法無據，被勸退學生可以向有關部門提出行政訴訟。

滄州一中的勸退是“不教而誅”嗎？

是的，幾乎所有的媒體都在轉發那只被收繳的過時手機和那份處分通知書，上面寫著自2月29日學校宣布手機違紀處理新規后，一些學生仍在校內攜帶或使用手機，故予以勸退。當地教育局也表示被勸退學生暫未返校，已介入調查。

資料圖

但是，滄州一中在一封致《南方周末》的公開信中聲明，報道所采信的內容有失全面，只是采取了幾位當事學生家長的說法，并對事件做了說明。而且也解釋了所謂的“勸退”是什么意思。

第一，該校經過新校址搬遷后，從原來的走讀變為全封閉管理，造成了很多學生和家長的不適應。而該校學生人數達6000多。

第二，禁止攜帶手機進校的規定早在搬遷之前就已經提出，但是走讀制之下很難嚴格管理。

第三，實行寄宿制后，為了保證學生與家里的聯系，學校既設置了磁卡公用電話，也與聯通公司合作使用定制手機——限時使用、不能上網，學生可自主選擇是否使用，并禁止學生自帶手機進校。但校方發現聯通并未按照合約方式執行，所以再次禁止學生使用定制手機。校內增設磁卡電話。

第四，此次處理12名學生并非是“不教而誅”的突然之舉，而是在多次告知、教育無效的情況下，為維護大多數學生利益而做出的無奈之舉。

第五，學校維持對12名違紀學生的處理決定。校方有責任做出符合學校實際的管理規定，對學生的處理決定符合絕大多數學生和家長利益訴求；嚴肅執行校規，體現了學校為大多數學生負責的擔當。教育不是萬能的，懲戒本身也是一種教育。而家長的片面之詞誤導了新聞工作者和媒體，以達到助其孩子逃避處分之目的，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不恰當，校方會繼續做好對個別家長的勸解工作。

同時，滄州一中副校長回應，這個勸退是學校內部管理的一些規定，不同于學籍管理中的處分決定，不取消學生學籍，仍保留學生學籍。實際操作是讓學生轉入另外一個學校，換一個新的學習環境。

滄州教育局基礎教育科科長表示，確保落實其中八名高三學生的高考相關報名手續等工作，讓他們在滄州一中順利參加高考。其余四名高一、高二學生，則保證他們轉入一個合適的學校學習，下學期的轉學考試中，他們可以再回來參加考試，合格以后可以回滄州一中上學。

不過，大眾輿論可不會就此“領情”，對學校的批評一波又一波，偶爾有幾位滄州一中畢業學生為母校的煽情聲明也早就淹沒其中。

批評聲大多憑借曾經的、或現有的經歷，大呼勸退太“粗暴”、學生自由呢、素質教育呢、學校法理呢、教育是靠疏導不靠堵，這是扼殺花朵、孩子犯錯怎么了、誰沒犯個錯、要允許孩子犯錯，這樣的培養出來的學生只是一部考試機器，諸如此類。

而當“學生”、“學校”、“自由”、“管制”……這些詞一旦出現的時候，“選邊站”的答案一定是顯而易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