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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文章一開始提出 “蛋與墻”的問題。這些言論，先天預設了學生就是弱勢群體，學校是與之對立的管理層，享有絕對優勢。而很多人又會預設應試教育管理與素質教育管理的絕對對立。

如果是這樣的前提，這樣的網絡投票是不是有點 “斷章取義”。因為這樣的方式最容易激起廣大參與者內心的共同經驗，而且這個價值判斷又是如此簡單，非黑即白。

何況“教育”一詞簡直稱得上是當下社會的“敏感詞”，既可以挑起地域矛盾，也可以掀起“階級大戰”，“中產階級”更是在其中糾葛最深的那部分人。

但是，這實在讓我很難在這件事情上說出村上春樹的那句“宣言”，我甚至會認為雖然站在蛋這一邊符合了絕大部分的政治正確，但是也會因此而失去很多事情本身的內容與意義。

這里的區別是是否合理使用手機！

其實，這件事情本身就是兩個層面：一，學生帶手機進校，學校該不該管？二，如果學校要管，那該怎么管？

每個人都有這樣的生活經驗，現在社會中手機成為了最不可或缺的一件物品，尤其在大城市中，學生族帶手機上學已是稀松平常之事，而且一般的“老年機”也無法滿足他們的需求，大部分都是智能手機。如果沒見過，可以在下午四點到五點去中學門口蹲點。

曾經和上海某中學的一位教師聊起，幾乎每個學生都會帶手機上學，其中手機不是智能機的比率微乎其微，可能是個位數。雖然學校也有提出明確規定，平時在教室內不允許使用手機，但是違反規定的學生比比皆是。絕大部分學生根本不可能做到嚴格管理自己使用手機的時間。他們會在下課、午休、甚至上課時，隨時掏出手機來使用。如果有膽小的不敢在教室使用，也可以在洗手間、樓梯間、操場……總之學校任何一處不引人注意的地方使用。不然大家以為網絡上那些老師上課的“囧圖”是哪里來的？！

而且智能手機在完成作業“互幫互助”上非常方便，拍個照片，上傳聊天群。這位老師說曾經碰到過多次全年級的作業錯誤答案非常一致，這給教學帶來了非常大的困擾，不僅是抄襲問題，老師也很難判斷學生的掌握情況。另一個就是作弊，雖然現在各類考試都嚴厲禁止學生隨身攜帶手機，但是仍無法保證全部嚴格執行。有老師也會在學生的周記中讀到，班級同學考試作弊沒被發現，導致分數、排名非常不公平。

我曾問這位老師，那如果抓到作弊的呢？他苦笑地說，能怎么樣？貼個處分通知，年級通報。反而老師要時刻關注學生的情緒，千萬不能發生過激的事情。

講這段話并非視手機為洪水猛獸。注意，這里的區別是合理使用手機。

從學校的角度來說，這是為了保證正常教學秩序的展開。如果有人說那萬一學生需要使用手機上網查閱資料這些合理要求呢，那就有點顯得“外賓”了。

學校、老師從來不反對網絡、不拒絕電子產品，他們只是出于管理者的角度，反對不合理地使用。

相反他們鼓勵學生通過合理利用互聯網來幫助完成部分學業，但絕大部分時候都不需要當下在學校完成。而且教師一般都會根據學生實際情況來布置這些要求，有時考慮到住校學生的不方便也不會每天都有這樣的課外作業。

幾乎所有學校在限制學生使用手機的理由與滄州一中在公開信中提出的相同：利用手機登錄不良網站，個別學生用手機偷拍他人隱私或下載色情圖片、視頻；用手機在考試中群體作弊；亂拉電線為手機充電，造成安全隱患；晚休后用手機上網、聊天、聽音樂等，嚴重影響自己和他人的休息；而且會有很多家長向校方反映，強烈要求校園禁止攜帶和使用手機、mp3、ipad等。學校作為管理者，可能更多考慮地是如何平衡全體學生的利益。

教育過程是“春風化雨”？“時有陣雨”？“狂風暴雨”？

至于第二個問題，該以何種方式來管。

學校教育真的能事事都“春風化雨”嗎？現實往往是無奈的。

這位老師說，在他踏上這個職業時，一直想著要做一位“亦師亦友”的好老師。然而，這個想法在職前培訓時，就被老前輩們制止了。新手入門不太適合這種“高階玩法”。慢慢“升級打怪”去吧。

先從樹立“權威”做起，說一不二的規矩、“碾壓學生”的知識儲備、能屈能伸的情商、最好再有一兩樣拿得出手的才藝……

教育講座總說“教育是一門藝術”。處理每一件教學中遇到的突發事故，都需要教師圓融地處理，既檢驗反應能力，又要拼情智雙商；畢竟教師這個職業很特殊的地方是，每天都要面對這些鮮活的個體，每個人都不一樣，而教師還要在處理的過程中達到教育目的。

實戰中，這句話就像是一句“正確的廢話”。“藝術”這件事需要的是天時、地利、人和，它有時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時機，有時會需要一個恰當的氛圍，而絕大多數也是對老師、學生雙方的情智考驗。

更何況在這起新聞中校方可能面對的是數千個相似的事件。

很多輿論從法理上來批判勸退的處分毫無根據，侵犯了學生的受教育權。這一點好像也實在令人無法反駁，但是總覺得缺點什么。以前有一位教育前輩說，教育以學生為本、以學生為中心，從學生的需求出發，可是這并不意味著教育是一個服務業，教師不該僅僅是一個服務者的形象。教師與學生之間應該有一個基本的“秩序”，這是職業的“先天性”。現在人們通常只記得了圣人孔子說要“因材施教”等各種教育理論，但大家似乎也忘記了孔子與學生之間的某種“規矩”和“秩序”。這不是指學校、老師以威權去壓迫學生、也不是封建大家長制作風，而是教育者有這樣的責任和義務來管理成千上萬的學生，而這個責任和義務是不容出錯的，何況如果真的出錯了，全社會會放過嗎？

而且校方在聲明中表示，學校是在屢次管理無效的情況下才采取了勸退的手段。在這次新規實施前，學校以多種形式通知家長與學生。

當然，在這件事情上要為學校推脫責任是很難的，也沒這個意思為學校開脫。因為這很難不讓人認為，這種處理方式是“殺雞儆猴”，既然新規實施了，總得有“第一個吃螃蟹的人”。但學校面對的無奈事實是新規之下學生并沒有因此而減少攜帶或使用手機。學校要面對的是6000人，他們很難給了部分人特許后向其他人解釋原因。

你確定批判的是“墻”嗎？

或許更值得大部分的網友做的是，作為旁觀者去找找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過頭”的規定。

這背后是學校、老師、學生、家中之間的糾結與博弈，但他們都是無奈的。這些人有著共同的目標，培養學生。但問題恰恰并非如此簡單，幾乎所有人都怕出事擔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