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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百年來，那項重大爭論凝聚成一項宗教信仰的分歧，即，人類當中會不會出現救世主，帶領大家逃脫苦難？由此衍生出的一項爭論為，耶穌是不是救世主？如果耶穌是救世主，那么他是不是一個活生生、有血肉的人，是人類的一員？

法國的精品喜劇影片《岳父岳母真難當》便有一段相關情節：圣誕節時，傳統法國白人女主角身為天主教徒，給外孫解釋馬槽里的小耶穌：“這是我們的救世主。”她的北非裔穆斯林律師女婿頓時慌了，趁岳母轉身，趕緊告訴懷里的小寶貝：“外婆有一點說錯啦，耶穌只是一位先知。”一旁，同樣抱著娃的猶太投資家女婿立刻一臉同意，與連襟彼此會心點頭。

《岳父岳母真難當》里法蘭西正宗老八旗白人夫婦的一把子四根水蔥似的女婿

在伊斯蘭教內部存在著同樣的爭論，并且也是尖銳到極點。其教義強調“默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含義之一便是人世間不會出現救世主，唯有到了世界末日之時，真主會做出最終判決，引導虔信者升入天堂。亦即，只有真主能最終拯救人類。可是，什葉派卻堅信，神派遣默罕默德傳達神意，同時指定阿里具體實現那神意，所以，默罕默德由阿里與法蒂瑪一脈傳下的后代無比神圣，并非凡人，乃是由真主的光生成，負有引導信徒得救的使命，能夠最終帶領他們在地上進入和平與幸福的時代。這就意味著人類能夠在人世間得救，而且救世主能夠以人的形象出現。按照什葉派的信仰，目前，阿里與法蒂瑪的后代、真正的“伊瑪目”只是遁入了妙隱的狀態，一旦真正的伊瑪目重新出世，便會引領信徒在地上實現救贖。在遜尼派看來，如此的信條實屬大逆不道，是可忍孰不可忍，比異教和無神論都更可惡。因此，什葉派與遜尼派勢同水火，是源于在信仰上的根本分歧。

我一位特別開朗的老朋友與伊朗人做生意，忍不住問伊朗合作者：“什葉派和遜尼派究竟有什么不同啊？”對方斬釘截鐵地回答：“比佛教和基督教之間的區別還大！”老朋友轉述給我們，大家頓時笑趴在桌面上。為了那些在我們看來非常虛幻的問題，一神教的不同教派曾經在歷史上打得一塌糊涂，歸根到底，是因為那些問題的實質并不虛幻。伊斯蘭世界便不斷有反抗者自命“馬赫迪（救世者）”，率領民眾進行大起義，統治者當然極端痛恨相關的教義。

有趣的是，達都什竟然以為，儒家思想也必然有類似救世主的觀念，還把那一觀念用到孔子身上：

“甚至一些人把他（孔子）幾乎提升到神的行列，不少人更將其等同于天神。”

這個真沒有……

一神教思維下的“歷史必然性”

在亞伯拉罕三教傳統里長大的人們，不管內部有多少分歧，當面對一個遙遠的東方古國時，卻反應很一致。從小耳濡目染的影響，讓他們無法相信：

古老的中國文明及其每一項成就、中國革命的成功、新中國的騰飛，是人類努力的結果。

于是，西方人與中東人就在沒意識到的情況下，按照從小熟悉的神學路數，去解釋關于中國的一切。

例如，關于茶葉的發現過程，中東媒體上流行著一種說法，《中東報》2023年12月的一篇散文《茶葉之友》便提及：

“據信，這種芳香飲料起源于公元前2737年的中國（不知為什么比半島的版本提前了十年）。據傳說，一位中國皇帝坐在茶花樹下，當他的仆人正在將飲用水煮沸時，風將樹上的一些葉子吹入水中，而皇帝決定嘗試他的仆人意外制作出來的飲料。”

這個說法其實表達的是，公元前2737年（半島的版本是公元前2727年）的某一天，出現了一個神啟的時刻，上帝讓風把茶葉吹落到為皇帝煮的水里，并且讓皇帝福至心靈地愿意去品嘗，茶就此誕生了。——上帝說，要有茶，于是，世上就有了茶。

至于為什么非是在公元前2737年那一年上帝讓風去吹茶樹葉呢？為什么不是一萬年前或者公元2024年?沒原因。上帝就是那么神秘，或說“幽玄”（伊斯蘭教的概念）。

將之與“神農遍嘗百草”的傳說對比，最鮮明地體現出一神教與中國文明的深刻鴻溝。在中國的神話傳說里，女媧補天、后羿射日、倉頡造字……那些神話人物用創造活動改造世界、提升人類的生活品質，才被后世奉為神靈，人們紀念他們，是感激他們的貢獻，也是為了自我激勵。典型如媽祖信仰，宋朝時一位普通女性，因為在救援海難人員時不幸犧牲，便在后世獲得那么高的地位。說起來，由女媧搞原始化學起頭，中國傳統的大神多數倒是領域專家、是勞模，更不要說各行各業的行業神——梨園供奉李隆基，那是因為他真懂音樂啊！大概，我們中國人是最大的行動派和實踐派吧。

但是，在一神教里，一切的一切，都是神忽然降下來的。

不管我們覺得多么荒謬，阿拉伯世界的主流觀念就是如此想象關于中國的一切。

2020年10月1日，中國的國慶節當天，半島官網在首頁推送了應節長文《中國奇跡——是這樣地在七十年里實現了龍之預言》。然而，文章里根本沒有介紹新中國篳路藍縷的奮斗史，相反，用很大篇幅分析龍在新一階段的目標為歐洲。那么“中國奇跡”到底是怎么實現的呢？該文中稱：

“在建國整整三十年之后，出現了領導人鄧小平的‘預言’：‘國家需要半個世紀才能完成現代化進程以及對政治和經濟的掌控。’”

句中的“預言”與標題中的“龍之預言”采用了同一個詞，nubu’at。原詞恰恰是從nabi’a演化而成，有兩層含義：

“（真主傳給圣人的）默示、啟示；預言，預測，預兆。”

2023年3月，半島的一篇《發展中“大國”中國》竟然出現了同樣的說辭：

“……前領導人鄧小平認為，其國家力量的要素之一在于‘隱藏自己的能力，靜悄悄地矗立起來’，他還推出了一種有助于實現國家重大經濟復興的經濟前景。他在1978年預言說，中國需要半個世紀才能完成現代化進程以及對政治和經濟的掌控。”

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一生都在為中國的命運和人民的幸福探索真理，提倡“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在目前的阿拉伯世界，竟被描繪成那樣一種形象！

同樣荒謬的是，在如此的“歷史敘事”里，中國今天取得的成就，不是靠著中國人民一百多年里反帝反封建的英勇斗爭，不是靠著建國后幾代人為實現現代化而奮斗的努力，改革開放也不是“摸著石頭過河”的探索過程。是上帝到點兒派了一位特使說出神意，然后就依照神意，自動生成了中國的繁榮與富強！

那位阿語作者相信，既然鄧公預言了五十年的期限，那么到了時間點，預言肯定就能實現。如此的唯心主義觀點，公然出現在具有世界范圍影響的權威阿語媒體上。

也是在2020年10月1日當天，半島官網還發表了一位左派編輯哈默德·布伊寧的文章《國家的崛起——是歷史的宿命還是取決于“榜樣中國”的自覺意志？》，題目中的“宿命”，原詞為hatmiyat，有兩個含義：

一為必然性，決定性；二為決定論，必然論；宿命論，定數論，神意論。

這位數次到過中國的編輯努力試圖讓他的同胞明白，中國人民全憑清醒的意志與實干的精神，克服重重困難，才實現了民族的復興，那一切都與神意無關。由此反而見出，目前，在中東，神意論盛行，人們就是相信，中國能有今天，完全是神意在起作用。

實際上，中東人包括文化精英在內，就是如此理解中國的近代史。2017年1月10日，半島阿語官網發表了一篇紀念周恩來逝世四十一周年的文章《深沉夜色中懷念皓潔圓月》，傾力歌頌周總理一生的輝煌業績，但在我們讀來卻是又感動又好笑。

該文截圖

那篇文章很真誠，但幾乎每一句都存在著錯誤，不過，真正成問題的是，作者如此介紹中國革命的關鍵時刻：

“在適當的時刻，歷史的必要性浮現出來，將他變為一個三人組合中的第三人，而前定要由那一個三人組合改變中國的面貌。”

那三個人為毛澤東、朱德、周恩來。

所謂“前定”，原詞為“gadar”（音譯為“蓋德爾”）。在伊斯蘭教里，“前定”也是最關鍵的概念之一，按照信仰的要求，信徒必須相信“前定”。其大意是，一切都是真主早就安排好的，是無法更改的，人無法預知，更不可能加以根本性的改變。《古蘭經》中即云：“我確依前定（gadar）而創造（halagaa）萬物。”[原文音譯：Inna(我確實） kulla（所有） shay’in（事物） halagaahu（將其創造） bi-gadar（憑前定）]（54；49）

我們生活在中國的文化環境里，不管是否信佛，總會接觸到佛教的因果說，所以容易用“業力”去理解“前定”，誤以為其意思是指：

由于前世的行為導致現世的結果。

例如我們會開玩笑：“我家貓上輩子拯救過一座城，所以這輩子吃了睡睡了吃光享福。”然而，前定恰恰否定因果律，其意思是:

一切都是真主早就設計好的，而真主的意志是絕對的，也是凡人無法領會的，那些安排之間并沒有人能夠明白的因果聯系。

實際上，亞伯拉罕三教都擁有同樣的信條，英語里的“destiny”（命運、注定、宿命）的含義就近似前定。

我們面對一神教里的“前定”，還容易產生一項誤會，以為上帝的意志具有時間性，在時間當中，他先產生了某種意志，然后根據形勢變化，再做出另一項新的決定，即他的決定有先后產生順序，他會不斷做出新的決定，并且，上帝不斷變化的意志之間有因果關系。然而，一神教的正統觀念里，神的決定沒有時間性，是超越時間和空間的，是從來就存在的，早就存在，并且一直存在。

因此，不要把前定理解成：

神一看歐洲人不大爭氣，眼看著要鬧出一戰來，就決定啟動B計劃，讓中國那邊發生辛亥革命吧！

非也，一神教信念的本意為，一切的一切，包括中國的一切，從中華帝國，孔子，秦始皇，到鴉片戰爭，孫中山和辛亥革命，等等等等，都是上帝的意旨早就安排下的，基本上在上帝說要有光的那一刻，就都已經設定好了，隨后，便是在神意指定的“適當的時刻”，一件一件地順序出現而已。這，就是唯心主義指導下的所謂“歷史的必然性”。

影片《十誡》當中，摩西高聲宣布：“上帝會為我們完成戰爭。看他的全能的手！”然后劈開了紅海——摩西只是上帝的工具，是上帝的意志借助摩西實現了劈開紅海的神跡

在中東主流媒體上，作者們均非原教旨主義者，相反，他們都受過良好的西式教育，其中一些人掌握了各種西方現代理論，他們也是真心地向往現代文明，希望中東能夠步入現代化。但是，各種各樣的因素影響著他們在一神教的思維里理解中國。

對比之下，我們不禁要感慨，中國革命，新文化運動，新中國的社會科學建設，引領我們走出了唯心主義的泥沼。同時，上述介紹也讓我們明白，由于文化的“底層邏輯”存在本質性的差異，中東文化人很難讀懂中國出版的文化書籍。他們更信賴西方精英關于中國的作品，不僅因為迷信西方，也因為那些書籍里彌漫著一神教的種種觀念。我們恐怕很難改變中東人的思想，不過，掌握實際情況卻是必要的，而我們對那一方面一向存在著盲點。

從中學時代起，我們所受的教育便持續批判唯心主義的毒害，然而，生活在新中國的唯物主義環境中，其實很難想象唯心主義究竟能怎樣捁挃心靈。觀察中東文化人對中國歷史的誤解，恰恰可以讓我們形成生動的感受，讓我們幡然醒悟先賢們奮斗與犧牲的可貴，他們贈與我們的絕不僅是物質享受的改善，還包括心靈的清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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