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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本市場發展的中國探索：第三種模式的形成

中國資本市場的發展除了遵循資本市場一般性原則和英美市場的理論內核外，還做出了自己的一些探索，形成了適應中國經濟戰略轉型需要的資本市場發展模式。這一模式在大陸法系的基礎架構上實現了順應科技創新要求的市場化改革，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在董事會和監事會雙層治理模式下嵌入的獨立董事制度與監事會制度共同奠定了中國上市公司內部監督體系；二是注冊制改革引入的特殊投票權制度滿足了高科技公司創始人通過雙重股權結構保留公司控制權的需要；三是正在實踐中摸索的代表人訴訟制度在學理上突破了關于“代表人必須同時是案件當事人”的傳統認識，在實踐上直接賦予了投保機構基于當事人委托而成為代表人的法律地位，這對構建中國特色的證券集體訴訟①制度具有基礎性的、特別的意義。

中國資本市場的新探索與國家經濟轉型戰略深度耦合，正在形成有別于美、德模式的第三種資本市場發展模式。這種模式與其說是資本市場發展的第三種模式，不如說是金融發展的第三種模式。這一模式既不同于美國的市場主導型金融體系，又不同于德日的銀行主導型金融體系，而是一種市場與銀行雙峰主導的現代金融體系，這是由中國經濟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決定的。其精髓在于，在吸收發達國家資本市場發展歷史中所形成的大多數、一般性原則的基礎上，有限地引入了國家戰略意圖的引導作用，完善了原有法律結構約束，有效地吸收了有利于資本市場發展的獨立董事制度等英美法系元素，使資本市場的法律規范走上了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的“融合”之路。

從長期來看，中國經濟的基本面發生了歷史性的實質變化，已經進入一個經濟發展的新階段。在這個新階段中，將發生一系列全局性、長期性的新現象、新變化。其中一個重要特征就是經濟發展從要素驅動、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技術進步成為推動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實現長期穩定增長的核心動力。商業銀行體系具有規模上的優勢，對國民經濟穩定運行至關重要，但相比金融市場，更側重于滿足低風險產業的融資需求，更有助于傳統成熟產業的發展（Allen and Gale，2000；龔強等，2014）。資本市場具有多樣化的金融業態和專業化的管理團隊，能夠滿足企業和投資者各式各樣的需求，依托于風險分散機制下的融資功能和財富管理功能，更適合于推動高科技創新。

中國需要積極推動科技創新來實現經濟轉型升級，打通產業鏈供應鏈的阻塞點、風險點，從制造業大國轉變為制造業強國，所以中國更需要進一步推動資本市場發展，充分發揮資本市場對于推動科技、資本和實體經濟高水平循環的樞紐作用，形成與中國經濟規模和創新水平相匹配的金融體系。大力發展股權融資和資本市場，以風險投資和直接融資為主體，運用金融市場的風險分散機制為投資者提供多樣化的金融產品，不僅有助于解決間接融資主導體系下企業杠桿率過高的問題，而且有助于應對期限錯配和權益錯配。此外，資本市場發展帶來的財富效應也有助于在需求端推動消費升級，成為拉動內循環繼而促進內外循環聯動的強勁動力。

由此可見，中國資本市場要發展的第三種模式，是一種基于中國的制造業大國地位和創新型國家發展戰略，能與經濟體量相匹配、與科技創新相適應的市場化進程。中國模式不僅依賴于銀行所提供的大量信貸資金對整個經濟穩定運行的支持，而且需要資本市場風險分散機制下的投融資功能對科技創新的推動。在未來，中國資本市場的發展道路一定要立足于中國的發展實際，堅持建設大國金融下的現代金融體系和保持資本市場健康、穩定、長久運行的發展目標，持續推進市場化、法制化、國際化的建設。要以注冊制改革為契機，全方位推進市場化建設，進一步推進法制體系的健全和完善，逐步提升資本市場開放化和國際化水平，努力把中國資本市場建設成為人民幣計價資產交易和全球財富管理的國際金融中心。

中國資本市場歷經千難萬險，在摸索中不斷成長，逐步探索出一種符合自身發展和國家戰略需要的發展模式，朝著大國金融的現代金融體系和國際金融中心不斷邁進。然而，中國資本市場模式仍不乏一些問題需要我們深入思考和繼續改進，例如，如何平衡國家戰略發展問題與市場發揮主導作用之間的沖突，如何均衡有效地調節市場的融資功能與財富管理功能，以及如何應對一些在大陸法系基礎上所發展起來的混合趨勢對我國現有司法體系需要改革和完善部分帶來的挑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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