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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來華這段時間，很多專家學者和我交流時會問一些關于美國政治非常基礎的問題，這是因為他們現在沒有機會親自去美國調研。作為斯坦福的教職工，我也歡迎各位來斯坦福進行這種必要的調研！

美不知中、中不知美，這種讓中國的專家們信息不暢的現象，既不利于中國的國家利益，也不利于美國的國家利益。習近平主席在舊金山提出“未來5年邀請5萬名美國青少年赴華交流學習”倡議，是個很大的數字，也是為了兩國社會互相理解而必須爭取達到的必要目標。中美必須糾正這種信息上的脫鉤。

有些人會這樣認為：對話應該是能夠改善關系的，但我沒有那么高的期待值。我認為對話不見得改善關系，但應該期待它能夠增進雙方的互相理解。

有一些問題我們聊得再多，溝通得再多，還是會產生利益分歧。比如我非常喜歡籃球，是NBA金州勇士的球迷，這個話題能講很長時間。但我不管花多久時間，都不能說服別人認為金州勇士是世界第一等隊伍。所以，聊得再深刻，我們仍然是有分歧的。

但解決分歧的必要條件是理解，沒有理解這個前提，就完全不可能解決分歧。中美之間出現分歧很正常，但分歧不能基于錯誤信息或是雙方的誤解。

吳曉求：中美關系曾經非常好的時候，我每年要到美國訪問兩三次。2020年疫情之后，就沒有到美國訪問，同時也擔心旅程中美國海關會盤查我多久。

兩國之間要多加強交流、接觸，領導人、外交官，以及民間的交流都非常重要。我們要了解對方的訴求和擔憂以及擔憂的原因。解釋、交流為主，不要對抗或者呵斥，要善于傾聽。雙邊交流要做出非常認真的交流和回答，打消疑慮很重要。

中國經過40多年的改革開放，國力得到極大的提升，是毫無疑問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影響力越來越大。40多年前，我們是吃不飽飯的。1978年鄧小平先生領導我們改革開放，現在全面步入小康社會，吃飽了飯，生活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云南于2020年全面實現脫貧攻堅，此為大理州南澗縣小米辣成彝族農戶增收新產業（圖源：視覺中國）

同時，我們也會考慮國家安全，因為中國人有很深的歷史記憶：國家富了，但并不強大。歷史上清王朝GDP曾占到全球的30%，大約相當于今天美國的地位，但軍事上不堪一擊，在包括甲午戰爭在內的沖突中頻頻挨打。被動挨打留給中國人的記憶，和饑餓留給中國人的記憶一樣糟糕。

基于這種歷史的記憶，中國人覺得國家富起來也得強大起來，我們要把國防力量建設到維持本國安全的水平。中國的國防早年是陸地防御，防御半徑很小；慢慢中國開始走向近海防御，空軍、導彈從無到有；現在我們叫遠洋防御。中國的安全范圍要擴大，沒有軍事實力的提升是很難的。但這個擴大并不是想威脅到其他的國家。

我曾經和米爾斯海默教授有一次進行了3小時的對話，其中談到中國軍事實力是否會對美國和其他國家產生威脅，我說不會。因為中國軍事實力以防御性為主。當然，中國軍事也有一些進攻性能力，但其根本目的是為了更好地防御。中國在海外沒有軍事基地，這樣的國家很難有擴張能力。我們剛吃飽飯，也沒有能力干對外擴張的事。美國的一些專家，包括政界人士，要理解中國人這種發自內心的對國家積弱的擔憂。因為害怕，所以要發展國防，對外部來說，當然會認為是一種威懾。

第二，中國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軍事、經濟上沒有那么強大。不要總聽那些喊打喊殺的說法，這樣不夠理性。民粹對世界各國都會產生負面影響，中國也存在民粹主義思潮。因此，我倡導愛國主義，但同時也要有國際視野。如果與鄰為壑，弄出一個個小縱隊，那怎么行呢？我算是中國教授里比較理性客觀的，既愛國，也覺得我們需要有良好的外部環境。那些“喊打喊殺”的專家誤導了中國社會，甚至也可能誤導了一些外國朋友，以為中國有擴張野心。當然，現在我們也有自己的優勢，但并不代表可以號令天下，還是要向發達國家相互學習，包括美歐在內的發達經濟體學習，相互借鑒，才是正確的態度。

第三，中美之間要跳出小恩小惠，有戰略視野。我記得2001年中國加入WTO時，包括美國在內的國家給了中國一個執行清單，包括金融、保險、投資市場的開放，現代制造業的開放，有一個時間表。

坦率地講，當時開放的進程超出了當時中國所能承受的范圍，因此短期內會吃一點虧。但當時中國領導人的戰略思維是，中國不能獨立于世界經濟體系之外，不能搞一個落后的工業體系，必須參與國際競爭。實踐表明，任何一個國家要成為偉大的國家，關起門來都是不可能的，會連飯都吃不飽。加入WTO這20多年確實對中國經濟產生了極大的影響，經濟飛速發展，幾乎所有領域都發生了全方位的變化。

就拿汽車工業來說，入世之前中國汽車工業很落后。當時有個假說認為，中國汽車工業在入世之后一夜之間就會被淘汰掉，因為根本沒有辦法和德、日、美的汽車企業相競爭。可是二十多年過去了，中國汽車工業得到了極大的提升，新能源汽車處在世界前列甚至領先水平，傳統能源車也極大縮短了和上述國家汽車的距離，這就是開放帶來的結果。

在中國的汽車出口中，新能源汽車是增長主力軍

因此，處理國際關系，特別是中美關系時，我不認為眼前小利很重要。我認為，美國要著眼于未來，處理好與中國的關系，至少應該和處理與歐洲的關系同等重要。

展望中美的下一個十年，還會有更好的未來嗎？

王文：中美關系還是要著眼于未來。這恰恰是習近平主席在今年3月底見了美國戰略學術界的朋友時說的，中美需要有更好的未來。

我最后一個問題，請問二位，中美還有更好的未來嗎？下一個十年的中美關系會更好還是更糟？

邁克爾·麥克福爾：您剛才提到戰略學界格雷厄姆·艾利森等人。艾利森的書當中提到了中美之間的修昔底德陷阱，意義非常重大。但同時要注意到，不能單純假設歷史的必然性，要看到個體對歷史進程也能起到推動和改變的作用，個人才是塑造歷史的關鍵點。我現在寫的一本書叫《冷戰的教訓》，講述到底如何處理美、中、俄之間的三角形關系，希望能回答您的問題：

第一，在冷戰期間，美國確實犯下了很多錯誤。要研究歷史，避免重蹈覆轍。50年代麥卡錫主義盛行，今天我們要避免它的復辟。越南戰爭也是一個錯誤，美國過高地估計了威脅，浪費了大量國力，后果由美國自己承擔。

這本書的內容不光有歷史的教訓，也有冷戰當中比較好的經驗。我認為，美國在古巴導彈危機后學到了如何處理和蘇聯的關系。無限接近核戰爭的危機使美國發現要避免類似事件重演，所以，美蘇就開始出現建立信任措施（CBM）、對危機的管控和避免機制、美蘇電話熱線等，旨在促進兩國領導人之間的互訪和溝通。

要學會管理危機，而不是放任危機發展。冷戰期間，即使在越南、朝鮮半島、安哥拉、阿富汗等地發生了熱戰，但美蘇之間沒有爆發直接的沖突。所以，我相信這些機制是寶貴的，對于中美關系也有重要的參考意義。

到上世紀70年代，軍事交流機制讓美蘇的將士之間有溝通的渠道，若真的有危機發生就直接能進行管理，以免失控，變成大國之間真正的對抗。我相信我們有能力做到這一點。

書中還有一個主題，是關于現在中美之間有冷戰期間沒有出現過的現象。一言蔽之，即中美之間的經濟互相依賴。

這幾年，中美雙方在某些領域和對方脫鉤，有些是美國發起的，有些是中國發起的。但我們絕不能完全地“脫鉤斷鏈”。我很清楚，百分百脫鉤，對美國經濟一定是致命的災難，對全球經濟也是致命的打擊。不光是經濟會在完全脫鉤中受損，社會面也會遭受損失。

另一個與冷戰的不同點是，美國，包括在斯坦福，仍然有數以萬計的中國留學生。在我看來，這是非常積極的信號。有些美國人希望切斷這層關系，我不這么認為。

中美之間在商務和科學界也有緊密聯系，這一點與美蘇不同。比如中美專家在斯坦福的聯合研究推動著經濟和科學的發展。不論科學家們的護照是什么顏色，他們都認同“2+2”只能等于“4”。如果有人說等于“5”，這個世界秩序就亂了，科學就應該只是科學。

我們可以利用這一優勢去培育、關愛這樣的聯系。如果我們連這一層聯系也沒有了，中美兩國的社會都會有很大損失。如果培育這種聯系，兩個經濟體會有更好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