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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不久前，美國“關稅大棒”再次揮向中國戰略行業，對中國鋰電池、太陽能電池、電動汽車、關鍵礦產、半導體等產品，都大幅提高了關稅。歐盟也對中國電動汽車加征關稅，試圖以此保護本地汽車產業發展。美國和歐洲國家施行貿易保護長期存在，只有了解背后的歷史演進規律，揭開面具，認清本質，才能探究應對貿易保護主義的中國方案。

就美歐的貿易保護問題，觀察者網·心智觀察所與《全球貿易保護史》作者、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王孝松老師進行了一次對話交流。

心智觀察所：我們先從美國的貿易保護問題開始聊起。在這一輪逆全球化浪潮之前，美國是新自由主義的推動者和全球化的吹鼓手，但是也有觀點認為，在過去貿易自由化的背景下，美國的貿易保護其實一直在隱蔽的存在。自上世紀40年代以來，美國在關稅削減的同時，為了自身利益采取過哪些貿易保護舉措？

王孝松：20世紀40年代以來，美國工業霸主地位最終確立后，開始實施以關稅與貿易總協定（GATT）為基礎的貿易自由化策略，但貿易保護主義卻從未從美國的政策體系中消失，尤其是在美國陷入經濟困境時，貿易保護主義總會浮出水面。

在20世紀50至70年代美國主導的全球產業轉移過程中，以歐共體和日本為代表的地區和國家產業實力不斷增強，對美國的制造業構成了強有力挑戰，美國通過多種類型貿易保護措施保護本國夕陽產業。

這一階段，在GATT框架下，非關稅壁壘代替關稅壁壘，成為美國貿易保護主義的重要特征，例如資源出口約束、進口產品配額、產品保護和補貼；同時，各種臨時性、制裁性和報復性關稅等單邊貿易制裁手段開始使用，其中最為著名的就是《1974年貿易法》中的301條款。

20世紀70年代的石油危機引發的經濟危機導致歐共體與美國圍繞農產品和鋼鐵的貿易爭端不斷升級，美國針對歐共體對農產品的保護性關稅向GATT組織申訴并兩次強制收取懲罰性關稅；針對相對弱勢的鋼鐵產業對進口鋼材征收反傾銷和反補貼稅并提起訴訟。針對美日之間在紡織產品、鋼鐵、彩電等產品領域發生的貿易摩擦，美國通過向日本施壓，脅迫其簽訂“自愿”出口限制協議，為日本對美出口相關產品設置了配額。

除了關稅和非關稅壁壘，美國政府還通過財政補貼、加大軍工投入和促進軍民融合來扶植本國高新技術產業發展，以實現本國產業轉型升級。美國政府持續的科技投入提升了其國防科技實力，并通過軍民融合發展推動了高科技成果的市場轉化。正是一系列國防重大項目帶動了美國計算機、通信設備等核心技術突破并塑造了美國相關產業競爭力，同時帶動了高科技產業區的興起。

20世紀80年代之后，美國貿易保護政策主要是在GATT/WTO框架下實施，但運用單邊主義對本國產業實施強制保護的次數越來越多。以301條款調查為例，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美國貿易代表前后總計向日本實施了24例案件調查。此外，美國政府通過支持性、保護性政策，確保本國高科技產業在全球的領先地位。

20世紀80年代以來，面對德國、日本和中國等國家產業的挑戰，美國對外高舉貿易戰大棒保護本國產業，并遏制這些國家高新技術產業發展，以保護本國弱勢產業；另一方面，對內繼續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并持續加大科技創新投入，以確保美國高新技術產業在全球的領先地位。

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日本產業結構不斷升級，數控機床和半導體等高新技術產業崛起，沖擊了美國高新技術產業在全球的領先地位。里根政府針對日本實施貿易戰，通過懲罰性關稅、匯率、進口限制等多維手段打擊對手，并通過《1988年綜合貿易與競爭法》增加“超級301”、“特別301”條款，并多次運用來震懾競爭對手。

進入90年代，克林頓政府以推行“戰略性貿易政策”作為對外貿易實踐的理論指導，在尋求國際多邊合作基礎上，運用單邊主義對本國產業實施強制保護。進入新世紀，小布什政府和奧巴馬政府繼續實施明顯的貿易保護主義措施，中國逐漸成為美國保護政策的主要目標。特朗普上任后，更是高舉貿易保護主義大旗，企圖通過限制中國企業在美投資、實施懲罰性關稅、設置技術壁壘、產品禁售等貿易保護手段遏制中國高新技術產業發展。

心智觀察所：美國總統里根于1981年入主白宮，作為新自由主義的旗手，他應該堅持自由貿易立場，但這一時期美日貿易摩擦不僅沒有減緩，反而在不斷升級，汽車、半導體等領域都成為摩擦激烈的重點。里根本人也提出過不少針對日本，旨在保護美國產品國際競爭力和知識產權的法案。如何理解這背后的原因？以史為鑒，在特朗普之后，民主黨政府基本延續了他對華貿易戰的主要舉措，甚至還有升級和加碼，是否也說明了相同的問題？

王孝松：里根總統執政時期美日貿易摩擦升級的原因如下：

首先，全球處于經濟動蕩后的恢復時期。里根總統上臺之際，正是?石油危機結束后?全球經濟恢復調整的時期，?國際貿易保護主義抬頭。

第二，這與美國?歷史上的傳統相關。?美國有貿易保護主義傳統，?一旦對外經濟地位下降，?特別是貿易赤字惡化后，?會通過挑起貿易摩擦轉嫁國內矛盾。?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經濟政策的促進作用減弱，?社會消費和就業水平降低，?政策調整空間嚴重不足，?而此時日本經濟異軍突起，?二戰后的日本實行“貿易立國”發展戰略，?出口規模迅速擴大。?1955年后的30年里，?日本出口額增長近87倍，于是美國將矛頭指向日本，?試圖利用貿易救濟保護國內產業。?

綜上可見，美國貿易政策是為國家利益服務的，主要受國內外經濟形勢的影響，執政黨派別對美國貿易政策的影響日漸式微，而總統個人的理念對貿易政策的影響更是微乎其微。

特朗普上臺后，?實施寬松財政政策，?通脹預期增強，?財政、?貨幣政策調整空間面臨瓶頸，?試圖通過發動貿易摩擦解決巨額貿易赤字問題。拜登政府則延續了特朗普時期的貿易保護主義，這同里根執政時期高舉貿易保護主義大旗的原因一致。

心智觀察所：美日貿易戰有一些與當下相似的演進過程，也有許多不同的地方。比如日本減少了對美國市場的依賴，加大了對東南亞國家的出口，與今天中國的處境有相似之處。而日本選擇與美國達成一系列協議，進行日本國內經濟的結構性改革，擴大赴美投資設廠，以日元升值減少對美國的貿易順差，這些做法又不同于今天中美貿易戰的發展結果。您如何評價日本政府的應對舉措？

王孝松：總體來說，日本的應對舉措比較得當。美日貿易摩擦，大致可以分成三個階段和三種解決模式：

一是 20世紀70年代在纖維、電器、鋼鐵等產品上的設置自愿出口限制模式，二是 20世紀80年代汽車業在美投資設廠的產業鏈融合模式，三是20世紀90年代以半導體為代表的日美勢力范圍劃分模式。盡管半導體行業的發展受到了嚴重限制，但貿易摩擦涉及的兩個重要產業——汽車和半導體行業并沒有被徹底摧毀，目前仍然是日本出口的兩大支柱，也是海外投資的主力。可以說，日本通過審視對手和自身的發展特點，找到了化解摩擦的適當方式，確保了這些產業在世界市場上仍具有一席之地。

心智觀察所：這次三中全會的決定中提到：“抓緊打造自主可控的產業鏈供應鏈，健全強化集成電路、工業母機、醫療裝備、儀器儀表、基礎軟件、工業軟件、先進材料等重點產業鏈發展體制機制，全鏈條推進技術攻關、成果應用。”從中美貿易摩擦的結果來看，特別是從抑制中國科技趕超的角度，美國的戰略意圖實現了嗎？

王孝松：美國采用各種方式抑制中國科技發展，在一定程度上延緩了中國高科技產業的發展，但從長期來看，可以倒逼中國進行科技研發、實現突破性創新。

美國主要采取在關鍵零部件（特別是芯片）方面斷供、將中國相關機構列入“實體清單”進行限制，以及高科技產品出口管制等方式來抑制中國的科技趕超，在短期內，中國在一些領域確實被“卡住了脖子”，使得高科技企業生產經營陷入困境，并使上下游相關行業受到負面影響。

然而，黨和國家對科技創新愈發重視，通過體制機制創新和加大投入來著力解決“卡脖子”問題，不斷增強產業鏈供應鏈韌性，維護國家的經濟安全和健康發展。正如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中提到的，未來中國將打造自主可控的產業鏈供應鏈，并列出了重點行業和領域。美國的斷供反而增強了中國各界自主研發的決心，會加快技術攻關、成果應用的進程，并在不久的將來實現科技自強，產出原創性領先技術。

心智觀察所：特朗普反對“互惠”，明確主張“美國優先”的貿易政策。如果特朗普當選下一任美國總統，美國貿易保護程度會繼續上升嗎？如果中美貿易戰進一步激化，中國有哪些應對之策？

王孝松：如果特朗普重新當選，美國貿易保護程度會進一步提高。因為特朗普一直以來推動“自由貿易”向所謂“公平貿易”轉變。特朗普視自由貿易和全球化為美國國內分配不公平的根源。特朗普及其內閣成員都曾表示“美國是世界上貿易保護程度最低的國家，卻承擔了最大的貿易逆差。而制定公平的貿易政策能夠保護美國的利益，恢復美國工人和企業的首要地位。”

由于20世紀90年代之后，中國逐漸成為美國最大的逆差來源國，而且中國全面崛起、在諸多領域對美國形成趕超，因此中國成為特朗普所認為的首要威脅。特朗普及其內閣同時認為，對中國經濟的過度依賴是危險的，因此，特朗普團隊主張將貿易赤字轉移到其他國家，逐漸減少與中國的貿易逆差，以減輕對中國經濟的過度依賴。特朗普團隊認為需要制定與中國戰略脫鉤的政策，以“美國優先”為原則，支持國內產業和就業。

未來，中國應該開拓更廣闊的市場，逐步減少對美國市場的依存度。從2017年至2023年，中國對非洲地區和俄羅斯、菲律賓等國的出口在總出口中的比重持續增長，對中東、中亞地區的出口比重穩中有升，而這些國家在美國進口中比重下降，表明我國未通過這些國家進行轉口貿易，而是加強了同這些經濟體的貿易聯系。未來還需要進一步開拓這些新市場、真正實現出口市場多元化。

另外，需要加深同共建“一帶一路”國家的經貿合作。2023年中國對“一帶一路”共建國家進出口19.47萬億元，同比增長2.8%，占進出口總值的46.6%，同比提升1.2個百分點；非金融類直接投資金額達318億美元，同比增長22.6%，創下2016年以來漲幅新高。同共建“一帶一路”國家的經貿合作已有較好發展，未來可以進一步加強貿易、投資、工程、人文等各方面的合作。

未來還可以“出海配合轉口”，在東盟和墨西哥尋找轉口平臺。從貿易順差角度看，2018年后我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趨勢性下降，與此同時對東盟和墨西哥的貿易順差趨勢性擴大。美國在我國貿易順差中的占比目前已經下降到40%以下，較2017年減少近30個百分點；而東盟和墨西哥占比分別達到近23%和8%，分別較2017年增加11.7和2.3個百分點。將產業轉移和轉口貿易結合起來，是未來應對特朗普回歸、貿易摩擦升級的另一對策。

當地時間7月26日，特朗普在佛羅里達州出席保守派團體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