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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潘攻愚】

“我們所有的外交努力都白費了……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無論我們如何做，新一輪制裁和限制都會強加到我們頭上。”——俄羅斯總統普京。

2022年3月16日，也就是俄烏沖突爆發三個星期之后，普京出席俄羅斯聯邦社會經濟救助會議時，發表了上述講話。此長篇講話闡述了俄羅斯對烏發動軍事行動的道義性和必要性。

然而極少有人發現，就在上述講話發表幾乎一年前——2021年的2月19日，俄羅斯在聯邦政府網站（russia.gov）上發表了總統令第109號文件，即符合“瓦森納協定”章程的《可用于制造武器和軍事裝備并對其實施出口管制的兩用貨物和技術清單的修訂》。

2023年7月俄烏軍事沖突進一步升級之時，該網站再次發布了《關于俄羅斯聯邦向聯合國常規武器登記冊提交信息條例的修正案》，該“修正案”將聯合國安理會第1540號決議（有關核武器、化學武器和生物武器及其運載工具的擴散）和“瓦森納協定”框架相關聯，譴責西方國家不斷通過各種渠道向烏克蘭輸送武器。

近年來，“瓦森納協定”的熱度在英語語料世界中已經日漸趨冷，但在俄文世界中還保持著相當高的存在感。如果將該名詞作為關鍵詞搜索russia.gov，可以看到近年來俄羅斯均與此高度相關的各類政府令、總統令等。

目前，西方世界的輿論場正在明顯對“瓦森納協定”制度安排運行效率、管控框架的效力以及信息交換速率的評判做低調處理，取而代之的則是以美國商務部BIS、財政部OFAC針對敏感高科技軍民兩用供應鏈管控的單邊制裁；在這一背景下，俄羅斯持續性為“瓦森納協定”背書，其行為動機有著“隱”和“顯”兩個因素。

誠然，最顯性的因素則是俄羅斯是該協定的創始成員國，有責任有義務繼續推廣這一“品牌”。不過，按照“瓦森納協定”組織章程，每年的12月份將在總部維也納召開全體成員會議（Plenary Chair）。那么，俄烏軍事沖突爆發以來，俄羅斯有沒有參加去年或者前年的Plenary Chair會議？如果沒有，是會議秘書處沒有邀請，還是邀請后俄羅斯拒絕參加？

對此，心智觀察所聯系了該組織的秘書處，秘書處也以郵件的方式回函心智觀察所：

“謝謝質詢，有關這一問題，秘書處無法對您提出的問題發表評論。”

很遺憾，由于該組織未設立對接媒體的發言人制度，可以預見此問題將不會再轉達給“有關部門”做進一步答復。

也許，俄羅斯與瓦森納協定的隱性維度的關聯更值得進一步挖掘。

2023年12月，“瓦森納協定”召開全體大會，到場人數僅為總成員國數量的一半

俄羅斯的被斥與擁抱：從“巴統”到“瓦森納協定”

1949年，冷戰的鐵幕落下，“巴統”即巴黎統籌委員會應時而生。該組織直譯為“多邊出口管制統籌委員會”，在俄語語境中稱之為“遏制共產主義國家出口協調委員會”，直白地道出了該組織的性質：它是對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進行貿易封鎖和出口管制而成立的非官方國際機構，成員國幾乎囊括了當時北約所有成員國，以及日本、澳大利亞等北約外圍盟友。

“巴統”那種見不得人的感覺從其工作環境中就可窺一二，該機構的總部設在美國駐法國大使館暗無天日的地下室里。從1949年到1993年壽終正寢，“巴統”見證了冷戰時代一系列波譎云詭的政治浪潮。有趣的是，就在冷戰結束前夜的1980年代，日本東芝因向蘇聯迷秘密出口用于攻擊核潛艇螺旋槳的機床被嚴厲制裁，成為“巴統”權力宣示的最后余暉。

東歐劇變，蘇聯解體之后的世界改變了西方國家安全和外交政策的錨點。在新自由主義、歷史終結論的意識形態下，“巴統”那種黑盒、黑箱化的粗暴式技術遏制路線已經不合時宜，在美國商界不斷推動改革進出口貿易與全球化合作機制的呼吁下，疊加美蘇冷戰期間被掩蓋的諸如民族矛盾、恐怖主義、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等問題，老“巴統”走到了盡頭。

對以美國為首的老“巴統”組織來說，上述問題逐漸由蘚疥之疾變為肘腋之患，尤其在海灣戰爭期間，伊拉克能在短時間內就能購買到大量有戰斗力的武器裝備，成為海灣地區的軍事大國讓美國感到震驚，西方世界意識到一個取代“巴統”的新型多邊管制機構呼之欲出，而且認識到為了迎合新時代敘事，新機構需要去冷戰化，需要蘇聯的“正統繼承者”——俄羅斯的合作。

在1993年11月海牙舉行的高層會議上，巴統成員國代表同意終止巴統并建立一個新的多邊安排，暫稱為“新論壇”（New Forum），隨后1994年3月29-30日在荷蘭瓦森納地區舉行的高層會議上由各國確認后，巴統正式不復存在。1996年7月，借尸還魂后的“瓦森納協定”在奧地利維也納最終批準成立，并召開了成立大會和第一次全體會議，俄羅斯成為首批33個加盟國家之一。

從巴統解散和該協定成立，“后華約國家”和北約有過利益勾兌的兩年緩沖期。

1993年4月，時任美國總統克林頓與俄羅斯總統葉利欽舉行會談，談判的一項內容時隔兩年后才被公開——雙方就俄羅斯向伊朗出口“基洛級”潛艇展開過洽談。美國方面已經深刻感受到，由于俄羅斯繼承了蘇聯解體之后的大部分軍工項目和制造體系，敏感軍用物品的出口需要俄羅斯的配合，才能完成對“不友好國家”的科技戰略圍堵，保證所謂的區域性防控體系的牢固。

因此，俄羅斯成為瓦森納創始成員國，所做的直接利益妥協便是停止向伊朗出售武器。同時，1996年之后，俄羅斯軍工體系也采用了“休克療法”，試圖以此換取西方集團對其的接納。

美國邀請俄羅斯入伙而俄羅斯欣然接受，還有另一番非技術層面的因素。

自二戰結束冷戰開啟之后，全球才逐漸出現成體系、成規模的“出口管制”（export control）協作模式。在封鎖和出口管制成為了東西方之間貿易常態的背景下，規則制定者往往由超級大國主導，盟友跟隨唱和。換言之，只有工業品類完善，高精尖科技產業和軍工貿易市場成熟的國家和地區，才能玩得起、玩得轉出口管制，因為也只有這些國家才能理解條款內容并做出及時反饋，可見，高科技產業與相關規則制定雙重推高了這個圈子的門檻。

在蘇聯解體之后，東歐和前蘇聯加盟共和國直接暴露在西方和北約主導下的新型世界貿易格局中，失去了俄羅斯的羽翼，他們面對新世界體系下的國際貿易合規感到惶恐不安。美國需要俄羅斯這樣的“教師爺”，繼續承擔起東歐、高加索、以及中亞各弱小缺乏工業體系國家的貿易管制體系教諭官的角色。

俄羅斯聯邦技術和出口管制局（FSTEC）是“瓦森納協定”在其國內的主要執行和落地的機構，圖為FSTEC在4月份在頓河畔羅斯托夫召開理事會例行會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