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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創新是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核心要素。科技創新的源頭活水與“科研-商產”的打通息息相關，因此，科技成果轉化問題近年來成為我國硬科技業內人士熱議的焦點。

近日，中科創星創始合伙人米磊（下圖右）做客觀察者網·心智觀察所，就我國科技成果轉化的現狀和未來，以及如何借鑒某些西方國家先進經驗等議題與心智觀察所首席經濟學家李波（下圖左）做了深入探討和交流。

【“兩張皮”的問題】

李波：歡迎米磊老師來到觀察者網做客，心智觀察所是觀察者網新開的一個欄目，著重研究產業發展中一些規律性的問題。無論從理論還是到實踐，你在科技研發成果轉化為生產力方面有很多獨特的觀察與感受。我最近也讀了你撰寫的《硬科技2》這本書。你在書中感慨，我們國家這四十年多的發展一直存在科技與生產力兩張皮如何結合的難題，能否把你的觀察再給我們分享一下？

米磊：40年以來，這兩張皮的結合一直是一個老大難問題，也一直沒有真正得到解決。首先，科技如何轉化為生產力，這本身是一個難度非常高的事情。人總是有惰性的，任何一個國家或者一群人一定會先從容易的事情入手，只有當容易的事都干完了，才會去逐步接觸到更高難度的事。科技成果轉化今天到了一個必須要解決的地步了。過去40年，我們的經濟在增長和增速比較快的情況下，對這個事情的重視程度本身也不夠。

李波：過去40年我們的技術來源是什么？

米磊：過去的技術來源，大多從發達國家引進。過去40年的高增長，本質上來自于發達國家把前三次工業革命和產業革命的技術紅利向中國進行了一定的擴散。我們結合了自身廉價勞動力的優勢，為全球提供中低端的制造業。

李波：我們也有很好的工程師資源來消化這些過去的技術，所以我們不僅吃了勞動力紅利，還吃了我們技術工程師的技術轉化紅利。

米磊：不過現在海外輸入的技術紅利基本上已經很少了。

李波：我們的科研院校在過去三四十年里的研發投入很大，培養出了很多人才，參與了很多國家的重大項目，也取得了很多不菲的成就，那這一部分的轉化為什么較難融入到我們的經濟發展中，成為我們技術輸入的另一端？

米磊：科技成果轉化在中國的過去十年是處在高速發展的一個階段。我覺得已經開始有很多成果轉化了，我們的科研在最近20年也是高速增長的階段，國家在過去20年對科研的投入也是大幅度增加的。整個中國的研發投入，從2000年到現在，每年的增長是在20%左右，是遠高于GDP的。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我們的科研和人才的產出在過去這幾年是井噴式的。所以我們也預測，未來五到十年甚至20年是中國科技成果轉化的高增長階段。

李波：怎么來解決這兩張皮的問題？

米磊：我覺得很重要的一點，過去我們科研部門和產業部門是割裂的。科研部門、大學和研究所的主要任務是做學術發文章，并不太注重考核他對產業的貢獻。所以對科研部門來說發文章、寫專利就夠了，所以在課題的立項中，有時候并不太關注是否能夠推動產業化。換言之，做的這個課題是不是有產業化的價值這不是最核心的。這種考核體系，也制約了一部分科技成果轉化。

另外我們的產業部門中，真正的硬科技企業總體來說是偏少的，我們大多數的企業還是依靠于中低端的制造體系，他們本身是沒有承接硬科技能力的。

李波：除非是像華為那樣被大環境逼迫的。

米磊：是的，華為這樣的公司是少數的，他們有龐大的工程師隊伍和研發團隊。

去年12月，東莞理工學院與華為在東莞松山湖簽署框架合作協議

李波：華為做企業的理念和宗旨也是以研發為導向。

米磊：中國過去像華為這樣的公司，并不是產業界的主流，所以導致科研院所的技術在產業中是很難承接的。

【美德日的“他山之石”】

李波：二十屆三中全會也提出來，要改變這個科技、教育和產業結合創新的體制，就說到這個點子上了。美國和日本在這方面有什么值得我們借鑒的？

米磊：美國在把技術用于產業化方面是在全球領先的。我們可以追溯一下美國當時經濟是怎么崛起的。19世紀全球的科研創新的中心在歐洲，包括一流大學也在歐洲，以電氣化革命為代表的第二次工業革命的原創技術也發生在歐洲。但是大規模的應用和制造，包括大部分的產業化的落地是在美國。所以美國是一個非常重視技術商業化的國家。有一本書叫《他們改變了美國》，講的就是這100多年來美國人把技術大規模應用的企業家和科學家們，其中就包括了以愛迪生為代表的幾代硬科技企業家。他們把技術商業化做得非常好，所以說美國從那個時代開始就很重視這件事情。

李波：美國的企業家的構成就有很類似愛迪生這種發明家的成分，他們從歐洲轉化技術，能夠迅速占領市場，有了這個路徑，在科技轉化上嘗到了甜頭。

米磊：是的。美國的GDP超過英國，就是在電氣化時代依靠大規模的產業化，包括后來緊跟內燃機革命的福特汽車，發明了流水線作業體系等等。

為了解決產業化和軍工技術轉化問題，二戰之后，1946年美國在全球第一個搞出了風險投資公司——ARD公司。我們從中可以看到美國善于用金融以及其他各種創新工具方法來推動技術轉化。然后有了硅谷和整個風險投資的崛起，對美國的科技創新幫助非常大。

但到70年代，美國又遭遇了石油危機。石油危機之后，美國被迫為了拉動經濟，在1980年出臺了“拜杜法案”。美國在50年代有過“無盡前沿法案”，讓國家大量投入技術科研，30年之后美國經濟遇到問題又有了“拜杜法案”，大規模鼓勵高校科研成果產業化，之后大量的專利被轉化出來。再加上風險投資在硅谷崛起之后也做了有效結合，推動了美國的產業轉化。

1946年美國第一家風險投資公司ARD成立

李波：“拜杜法案”最主要的政策抓手是什么？

米磊：最主要的抓手是把國家投給高校的研發經費形成知識產權和專利，然后授權給老師、教授和發明人，由發明人自主去決定如何轉化，跟誰合作去轉化。成功了之后再收取一定的費用，相當于是后付費模式，即成功了之后再給國家分成，而且分的成比例非常低，只有百分之幾。所以發明人積極性很高，而且這個政策由教授自主選擇，法律上有明確的保護。

李波：我們這邊對發明專利有行政審批，但流程往往較長。而且擔心國有資產流失，未來可能會有更加鮮明的改革舉措出臺。

米磊：是的，這一次三中全會表明我們要在科技體制創新上會持續進行改革。

李波：也這是三中全會最重要的研究議題之一。日本在國家科研投入轉化為產業生產力方面有什么值得我們關注和學習的？

米磊：日本也很重視產業化。比如說有一個專門做工業化科研轉化的研究機構，它跟德國的弗勞恩霍夫協會非常像，都定位在科技成果轉化的中間階段，把應用技術研發推向產業化，這個屬于連接科研和產業中間的部門和機構。

李波：德國和日本都沒有那么發達的風險投資，德國自己都抱怨過沒有那么大型的風險投資機構，這方面沒有中國那么強，日本和德國也有些類似。

米磊：德國和日本實際上側重把技術轉化的階段“從4做到6”的公共平臺，我們的科研院所側重”從1做到3”，把技術推向更接近產業化的階段是7到9。

李波：就在你的書里也介紹了，這“4到6”的過程中轉化的前景還不那么明確，收益也不是那么確定，因此私人做是比較困難的。風險投資做可以，因為風險投資有自己的組合。但在風險投資不太發達的社會里就必須依賴一種半國家半公益性質的機構或者團體。我們國家好像似乎缺這樣的平臺。

米磊：我們國家現在也有一些新興的研發機構，這些新興研發機構其實定位就是屬于“4到6”的平臺。

德國弗勞恩霍夫協會

李波：能不能給我們介紹一下有代表性的新型研發機構？以某些典型案例作為我們學習的樣板。

米磊：地方上對這些新型研發機構也做了一些探索。比如說江蘇省產業技術研究院、北京協同創新研究院等等。這些新型研發機構的使命之一就是要去做產業化。

李波：這些機構平臺本身的定位是非盈利的，但其實驗室或者項目又要追求盈利的吧？

米磊：平臺是非盈利的，但是平臺的使命是要把技術能夠轉化出去，孵化出更多的硬科技企業，然后這些企業將來可以推動技術進步，將來是可以產生盈利的。

李波：平臺本身也有資金嫁接功能。平臺的一部分相當于一種基金？做種子投入。

米磊：這些平臺前期可能政府投入比較多，但也可能會有一些市場化的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