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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青嵐】

“我在1990年首次提出單極模式時，就建議我們應既接受它帶來的負擔，也接受它造就的機遇；我還提出，如果美國不搞壞自己的經濟，單極結構就可能持續三十或四十年。這在當時似乎很大膽。今天看來，它卻似乎相當保守。單極時刻變成了單極時代。然而，仍然真確的是單極的持久性將在美國國內決定”。

當新保守主義旗手克勞薩默寫下這段意氣風發的文字，他應該不會想到單極時代“如期而至”的尾聲竟是如此這般撕裂而動蕩。

剛剛結束的2024美國大選，又是一次被高調宣布的美國國運“抉擇時刻”，又是一次“紅潮”與“藍潮”之間酣暢淋漓的翻轉，儼然2016或者2020選戰的精心翻拍。

對于已綿延有年的華盛頓政壇高頻次“鐘擺”，美國政黨體系研究權威特謝拉（Ruy Teixeira）在其上月的報告《沒有贏家的政治》中有一段鞭辟入里的分析。特謝拉認為，美國政黨體系確實陷入了兩個世紀以來罕見的僵局，“惡性拉鋸戰已經持續了一代人”。不同于此前歷次體系重組，當下的兩黨選民基礎高度極化，它們均有足夠的力量懲罰入主白宮的對方，卻也均無法維持自己經久的勝利。即便2024似乎宣告了進步主義狂飆突進的終結，但能夠說服與構建穩定多數聯盟的新共識卻依然遠在天邊。

無論這樣的新共識是什么，誠如克勞薩默所言，“不搞壞自己的經濟”，無疑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無獨有偶，特謝拉在分析了墮胎等兩黨現有焦點議程后，也將“經濟繁榮”列為建構穩定多數聯盟需要開發的關鍵議題。

一言以蔽之，沒有多數選民的經濟“獲得感”與“安全感”，就不會有一個穩定的多數黨派。

有必要指出的是，經濟的重要性并非今時今日才被發現的盲點。2016與2020大選勝利者，無不鼓吹自己擁有振興經濟的特效良藥，在其任期內也的確不遺余力推動著各自的親商業政策。

由此我們看到，盡管政治鐘擺反復震蕩，但以小企業新注冊家數為代表，美國本土的創業活躍度已達到2004年有統計數據以來最高，至于中小企業樂觀指數，更是創下里根時代以來的最高紀錄。

然而這樣的進展，顯然還不足夠。

盡管創業活躍、就業充分，但保羅沃克爾后從未有過的通脹潮，仍然在刺激著普通美國人的神經。

回顧近年來華盛頓通脹治理的思路，可以明顯發現其中對制造業的強烈興趣，以至于歷史性的產業振興法案直接被冠以《通脹削減法》之名。塑造這套思路的“沃頓男孩”（沃頓商學院研究者）們，對此有極其簡明的闡釋：“通貨膨脹是什么？它就是供需失衡，到目前為止，我們一直專注于減少需求，但這給了我們第二種方法：讓我們確保通過避免供應鏈中斷來改善供應”。

有趣的是，盡管紅藍更替，但重振“美國制造”，仍然是特朗普與萬斯言談中治理通脹的一條主線。

當然，華盛頓政客表現出的這種跨黨派傾向，其真實心理動機早已不僅是經濟指標的改善，更指向美國生活方式在世界體系中的優越地位。

很大程度上可以說，美國贏得冷戰“人心之爭”并至今享有超然國際地位的基石，并非依靠壓倒蘇東陣營的大艦巨炮，而是麥當勞、可口可樂等激發廣泛渴求與向往的美國生活方式符號，以及由此層累而成的“想象帝國”。

在心智觀察所看來，圍繞美國生活方式的千百種定義中，新穎消費品的大規模生產與快速普及，當可稱其最本質特征。細細品味尼克松與赫魯曉夫之間載入史冊的那段“廚房辯論”，從成千上萬工人家庭與副總統夫婦使用同款家電，到美國人習慣于二十年換一套房子，尼克松的全部論述，都在有意無意圍繞著這一特征展開。

波普藝術之父安迪·沃霍爾，也曾以文藝創作者的敏感總結過美國生活方式內核：“美國最偉大之處在于開創了傳統，最富有的消費者和最貧窮的消費者購買的東西基本相同。你可以在電視上看到可口可樂，你可以知道總統喝可樂，伊麗莎白·泰勒喝可樂，想想看，你也可以喝可樂。可樂就是可樂，無論多少錢都買不到比街角流浪漢喝的更好的可樂。所有的可樂都是一樣的，所有的可樂都很好”。

多年后的今天，盡管人們還可以立即舉出iPhone、特斯拉等光芒四射的消費品圖騰，但稍加嚴肅分析不難發現，這種美國生活方式的優越地位與吸引力，的確已出現了明顯下滑。

以超級公司為例，1995年，財富五百強榜單上營收最高的十家美國企業，還有八家出自工業領域，而到了2024年，連同亞馬遜、Alphabat在內，能夠在海外市場大規模交付標準產品與服務的企業在十強中僅余四席，堪堪持平于美國醫療體系寄生的“特色”醫藥服務寡頭上榜家數。

伴隨著這種“全球性”企業與“本土性”企業，或者說，“生產力型”企業與“生產關系型”企業的此消彼長，美國生活方式所喚起的想象也已全然不同。那些在北美以外極少聽聞的陌生醫藥巨頭及其業務，不僅談不上征服他國公眾心智，甚至在源源不斷輸出著聳人聽聞的美國金元醫療怪談。

對于這種衰落，美國朝野精英自然心知肚明，也不約而同捕捉到了其癥結所在：美國人或許仍然是最慷慨的消費者，但美國企業已在大多數標準消費品的供應中輸給了海外競爭者。

大選前夕，《美國事務》主編朱利葉斯·克萊因（Julius Krein）便發表了一篇頗具代表性的文章—《美國工業必須再次崛起》，充分展現了當下精英階層的判斷與應對。

克萊因開宗明義地斷言，無論誰贏得大選，美國人都將進入一段消費緊縮時期，唯一的問題是這種緊縮的具體路徑：

是追求財政平衡的“傳統”緊縮？運動式減排帶來的“綠色”緊縮？還是以“追趕式再工業化”（catch-up reindustrialisation）為宗旨、從消費驅動向投資驅動的國內政策轉型？

克萊因本人，無疑是“第三條道路”的忠實擁護者。在他看來，冷戰結束三十年后，美國顯然浪費了單極時代的紅利，這不僅是因為不切實際的外交政策干預，還因為其不明智的經濟政策，重振工業基礎對于美國的未來至關重要，否則，“一個已經不堪重負的帝國將徹底崩潰”。

可即便是對產業政策有如此深入思考的理論家，在解讀美國工業的衰落或者中國工業的崛起上，依然暴露出諸多偏差。拿著錯誤的診斷和藥方，恐怕不會帶來藥到病除的正確結果。

例如，克萊因認為美國工業衰落的內因是企業偏離了經濟理性假設，以股東價值最大化而非經營利潤最大化為目標，從而帶來對“金融煉金術”的沉迷，最終結果是長期投資不足，特別是在外國競爭對手壓低回報的資本密集型行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