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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青嵐】

本周，美國國會某知名委員會年度報告提出的“AI曼哈頓計劃”，在國內引發了廣泛關注，不過輿論場上的討論雖熱烈，卻普遍在對基礎信息的梳理與解讀上仍有未盡之處。

從文本上看，報告中的曼哈頓式計劃（Manhattan Project-like）建議國會向行政部門提供慷慨的撥款和授權，以資助“領先人工智能、云和數據中心公司”，致力于競爭并率先實現通用人工智能（AGI）能力，而在聯邦機構中，特別強調了應要求美國國防部按照所謂“DX評級”，將軍費向人工智能業界傾斜。

對美國政策圈稍有理解的讀者，此時應當已經嗅到了濃烈的“充值”氣息。

奧秘的答案并不難找，就清晰寫在這份報告的作者名單中。

作為該委員會“當紅炸子雞”的雅各布·赫爾伯格（Jacob Helberg），不僅是唯一具有大型科技企業高管履歷的成員，而且在不久前，接連被聘為軍用AI巨頭Palantir的CEO高級顧問和Palantir防務政策基金會會士。

而正是這位赫爾伯格，在華郵、路透等媒體近日采訪中，儼然成為“AI曼哈頓”的默認發言人：“歷史告訴我們，那些能夠率先利用技術快速變革時期的國家，往往能夠對全球力量平衡造成重大影響，中國正在全力沖刺AGI，我們必須非常認真對待這一威脅”。

顯然，登堂入室的“AI曼哈頓”倡議，與此公關系密切。

然而細看赫爾伯格履歷，卻與這種巨大的影響力形成鮮明反差。直到2016年，他還是一個典型的灣區“nobody”，其簡歷上列出的GeoQuant等創業經歷，甚至被人扒出是純粹的空殼公司，可就是這樣一個剛離開大學校園不久的年輕人，卻在2016年后如火箭般向上流社會躥升，谷歌政策顧問、CSIS兼職研究員、斯坦福大學某二級學院顧問......一個又一個知名機構+注水頭銜，短時間打扮出一個如同“洗澡蟹”一般的青年精英，并最終使其得以進入高規格的參議院附設機構。

這種“勵志”逆襲，當然是因為其背后有一只“看不見的手”，而那個能量巨大的政策游說團體，自然不會只在國會山發力。

為AGI產業政策立法預熱的同時，以赫爾伯格及其同性伴侶、“Paypal黑手黨”大佬基思·拉博伊斯（Keith Rabois）為代表的硅谷精英也赫然位列特朗普2024選戰主要資助者名單。

這樣的“巧合”也就令人不難理解，為何上一個科技領域“曼哈頓計劃”——《芯片法案》，會在簽署短短兩年后驟然失寵，近期遭到特朗普過渡團隊點名唱衰。

畢竟，與白花花美元流向臺積電、三星相比，補貼AI產業，顯然不會有肥水外流的弊病，而當美國AGI產業明星山姆·奧特曼端出7萬億美元的投資計劃，聯邦政府不湊一點“份子錢”也是難以想象的。

新瓶裝舊酒的熟悉套路，無疑清晰展現了當下硅谷科技精英在華盛頓日益強大的影響力，從通用人工智能的神話建構，到對緊迫國安威脅的恐慌渲染，“AGI關乎大國競爭勝敗”的敘事已經越來越成為朝野共識，成功的議題設置與動員，正使一整套為硅谷商業生態量身打造的政策體系加速成型。

對于這樣的影響力，坊間不乏庸俗化解讀，將之視為今年選戰期間政客與金主高度個人色彩的交易。

誠然，馬斯克和特朗普兩大IP可以完美嵌入這一故事框架，但如果將視野稍微拓展，就不難發現除了熱情高漲的馬斯克，其他硅谷巨富們的關注領域仍然普遍聚焦于科技政策。

事實上，硅谷與華盛頓之間的融合，早已超越了“現做現結賬”、“花錢保平安”的選戰投機。建制化的游說機器，使代表硅谷利益的政策獲得了穿越選舉周期的穩定性。如在高呼廢止《芯片法案》的同時，拜登時期的對華半導體技術出口管制卻贏得了特朗普過渡團隊高度贊譽，萊特希澤甚至直言民主黨做得“非常出色”。

因此，在事件解讀之外，對這個硅谷與華盛頓之間搭建起來的影響力機器，同樣大有挖掘的必要。

將合適的代理人送到合適的位置，在合適的時機設置合適的議題......這種在華盛頓權力迷宮中精巧而老道的謀篇布勢，顯然既不是硅谷科技巨富們的長項，更無法保障足夠的時間精力投入。

那么，使東西海岸精英得以實現“對齊”、彌合話語和理念鴻溝的，是否另有隱身于幕后的“指揮家”？

答案無疑是肯定的。

值得注意的是，去年11月，與軍工復合體“老錢”頗有淵源的智庫—未來聯盟，發布了其編制的《勇敢者榜單》，以表彰所謂“對消除恐慌至關重要的行業的頂級投資者”，翻譯成大白話，就是在具有地緣戰略意義的新興產業生態圈中最有分量的資本大佬。

這份榜單上位列第一的，既不是硅谷左右翼代表人物埃里克·施密特和彼得·泰爾，也不是異軍突起的“一字并肩王”埃隆·馬斯克，而是一個中文世界略顯陌生的名字：

吉爾曼·路易（Gilman Louie）

（這份榜單排名第14位的Keith Rabois，正是“AI曼哈頓”倡議者Jacob Helberg的同性伴侶，亦是Palantir早期投資人）

這位在財富絕對值上并不起眼的人物，卻在美國科技界與軍情界有著一系列極其“過硬”的履歷：

大名鼎鼎的CIA投資公司In-Q-Tel創始人及首任CEO；

Palantir、Keyhole（后來的谷歌地球）天使投資人；

在美國科技政策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人工智能國安委（NSCAI）成員；

總統情報顧問委員會成員；

美國國務院外交政策委員會成員；

美國國防部國防創新委員會（DIB）成員；

美國科學家聯合會（FAS）主席......

吉爾曼·路易的最新身份，則是美國前沿基金會（AFF）創始人與首席執行官。該基金聚焦于所謂“深科技”產業投資，并實際運行著美國政府大張旗鼓宣傳的印太地區“四方投資者網絡”（QIN）。

美情報界高官曾坦言，AFF的設立是為了解決一個關鍵矛盾，即私營部門專注于利潤的需求并不總是能很好服務于國家安全。作為國家意志的執行者，AFF明確鼓吹“美國必須引領下一次工業革命。爭奪前沿技術領導地位是日益激烈的全球競爭的核心，我們需要所有美國人共同努力，創造一個新的美國世紀”。

至于這家新基金的出資人，則罕見集齊了埃里克·施密特和彼得·泰爾，能夠駕馭光譜兩端超級金主同時下注的平臺，足見吉爾曼·路易在硅谷真實江湖地位。

這位如同水下冰山般的人物，其實是如假包換的華人，漢名雷富倫。

Louie這個看似法國化的姓氏，亦是舊金山華僑社區中“雷”姓的臺山話發音拼寫，如抗戰時期飛虎隊華裔王牌雷炎均，其姓名拼寫即為Louie Yim-qun。

在硅谷商業史上，從黃仁勛、蘇姿豐、袁征到楊致遠、陳福陽，乃至美滿電子創始人周秀文戴偉立夫婦，財富較吉爾曼更為耀眼的華裔企業家大有人在，但其面對政治議題卻普遍表現出獨善其身、逆來順受的被動作風，論起在華盛頓長袖善舞的意愿和能量，恐怕沒有任何人可以與雷富倫相提并論。

這位極其罕見的“非傳統”華裔硅谷精英，又是怎樣實現了從上“菜單”到上“餐桌”的涅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