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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徐實】

2017年兩會，李克強在政府報告中提到：“今年網絡提速降費要邁出更大步伐，年內全部取消手機國內長途和漫游費……”贏得了現場代表們持久而熱烈的掌聲。緊接著，在國新辦舉行的網絡降費提速發布會上，三大運營商正式宣布2017年10月1日起將全面取消國內漫游費，引來媒體一片轉發。

移動通信降價為消費者釋放紅利自然是好事。而此前關于該不該有國內漫游費的討論，各方爭論也是不相上下。應該說，國內漫游費是我國運營商歷史上內部區域分割的產物。在一段時期內，運營商各省分公司之間實行成本獨立結算。用戶到了一個新的地方通話，就要使用當地運營商的通話資源設施，所以就要額外付一筆漫游費。

隨著業務整合的推進，三大運營商已基本實現全集團整體核算成本。國內漫游對各分公司只是數據庫提取的問題，幾乎不產生任何技術上的成本【1】。在這種情況下照舊收取國內漫游費，難免會引發不滿。

仔細想來，漫游費的背后其實是一個非常嚴肅的問題：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格局下，國企的價值取向應該是什么？是只追求營利就好，還是“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在營利之外，國企是否應當有其他方面的考量？

漫游費的背后，是國企的價值取向問題

歷史上存在性質截然不同的國有企業

想找到這個問題的合理答案，我們首先要認清一個事實——國有企業并不理所當然地代表社會主義，而且國有企業并非社會主義制度的發明。早在19世紀后期，作為后發工業國的德意志帝國為優先發展重工業和軍事工業，就培養了大量的國有企業。1879-1904年，德國政府先后從23家大公司和25家較小的公司手中收購了鐵路，使德國國有鐵路的比重由1879年的28.5%迅猛增長到1909年的93.8%。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德國的國有經濟已經涉及采礦業、制鹽業、鐵路、郵政、電信、森林、金融業以及具有重要經濟意義的地方基礎設施【2】。

然而，恩格斯對德國的國有企業持否定態度，而且堅決批判將其等同于“社會主義力量”的錯誤觀點。國家所有制的性質是由國家的性質決定的。德意志帝國的實際權力掌握在出身容克地主的軍官和政府官員手中，恩格斯自然不會看好德國為推行軍國主義而實行的國有化。而且這類國有企業完全按照資本主義方式來運作，一來只在乎自身營利、不在乎公眾利益；二來對員工的殘酷剝削與私企并無二致，有何先進性可言？

社會主義性質的國有企業則是十月革命以后才出現的。按照列寧的構想，社會主義性質的國有企業應當承擔大量社會責任，一是要為人民群眾提供廉價的生活必需品和服務，二是應當高度重視員工應有的福利，實現剩余價值的合理分配。1919年，列寧在紅場上對群眾發表了這樣的演講：“我們的子孫會把資本主義制度時代的文物看作奇怪的東西。他們很難設想，日用必需品的貿易怎么會掌握在私人手里？不勞動的人怎么能生存？”【3】

蘇聯的國企經營長期秉承列寧的思想，以極為低廉的價格為人民群眾提供日用必需品，而且為企業員工提供良好的福利。20世紀80年代，蘇聯平均工資約190盧布，一盒火柴1戈比，一度電2戈比，一大塊面包十幾個戈比（1盧布=100戈比）【4】。按一個雙職工家庭一個月用掉200度電來推算，4盧布的電費僅占工資的1.05%，如此電價真是厚道到家。蘇聯國企的女員工享有長達一年的帶薪產假，而美國至今沒有法定帶薪產假——美國1993年通過的《家庭和醫療假期法》，僅保障女員工12周的無薪產假【5】。

中國也曾借鑒蘇聯，以國家補貼來保證人民群眾在低工資水平下的購買力。曾領導我國經濟工作的陳云同志在1980年指出：“我看現在還是國家補貼、低工資的辦法好。不補貼，大漲價，大加工資，經濟上會亂套。”【6】陳云同志的基本思想與列寧一脈相承，將提高人民群眾的實際生活水平放在首要位置。雖然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格局下，未必要照搬昔日國家補貼的做法，但是國有企業為群眾謀福祉的價值取向是不應改變的。

以資本邏輯衡量國企，實乃荒唐

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化，國有企業雖然經歷了陣痛，但仍然獲得了長足發展。1998年底國有企業資產總額約為8.2萬億元；而截至2015年第三季度末，我國中央企業和地方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不包括國有金融類企業）資產總額已超過117萬億元【7】。即使刨去通貨膨脹，增長也極為可觀。然而，國企改革劇烈地沖擊了國有企業原有的價值體系，朝野關于如何建設和發展國有企業的爭論從未停止。

中國鐵路總公司運營青藏鐵路和藏南鐵路，并不是一樁賺錢的買賣

“國企低效”是庸俗經濟學家們最喜歡鼓吹的論調，這絲毫不令人奇怪。庸俗經濟學家們信奉的是資本邏輯，其基本內涵是：資本是社會經濟權利的中心，一切經濟活動圍繞資本增殖最大化而展開，資方擁有對企業的控制權和剩余價值索取權，被雇傭的勞動者不過是資本的附屬品。在資本邏輯之下，企業存在的唯一意義就是使資本增殖、創收多多益善。

庸俗經濟學家們戴著資本邏輯的眼鏡來看待社會主義性質的國有企業，那可真是處處不順眼，因為國企的許多做法還真不是奔著賺錢去的。例如，中國鐵路總公司運營的青藏鐵路、藏南鐵路，按照實際運力恐怕幾十年都收不回成本吧？又如，國家電網公司的村村通動力電工程，重點給貧困村改善電網，這邊際收益多低呀？再如，中國移動在2016年使西藏5000多個行政村中的4000多個實現了光寬帶覆蓋，可是當地居民的低購買力又能創造多少利潤？按照資本邏輯，這些不利于資本增殖的鐵路、電網、通信網壓根就不應該建，建了就說明“國企低效”、“國企生產率低于私企”。至于國家戰略和人民福祉，根本不在資本邏輯的考慮范圍之內。

倘若國企按照資本邏輯來運作，一切以營利為目的，那么收取漫游費豈不“合情合理”？按照新古典經濟學的理論，既然消費者對移動通信的需求是剛性的，那么運營商就應該設置消費者能夠接受的最高價格，使生產者剩余最大化。至于這個最高價格出于什么名義，那就真的隨意了：什么初裝費、選號費、銷號費、漫游費、收來電顯示費，創意多得是，最后還可以加上一條“對收費概不解釋”的“霸王條款”。如此一來便達到了資本增殖、收益最大化的目標，以前也確實有某些運營商這么做過。

可是如此一來，庸俗經濟學家們又不樂意了，跳著腳罵“國企與民爭利”。這可就有意思了：指責國企“不會賺錢”、逼迫國企按照資本邏輯行事的是他們；倘若國企按照資本邏輯實現了利益最大化，出來罵街的依然是他們。那么國企到底是應該賺錢呢，還是不應該賺錢呢？玩這樣的雙重標準豈不矛盾？

庸俗經濟學家們經常指責“國企都是依靠壟斷獲利”，這種說法的荒誕體現在兩方面。一方面，它違背起碼的客觀事實，我國許多經營狀況很好的國企并不依靠壟斷獲利。招商銀行差不多是我國股份制銀行中效益最好的，可是它壟斷銀行業么？華潤置地是中國內地最具實力的綜合地產開發商之一，可是它壟斷房地產業么？格力電器在白色家電領域把松下等洋品牌打得滿地找牙，可是它壟斷家電行業嗎？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不斷攻城略地、發展壯大的國企多得是，庸俗經濟學家們之所以視而不見，只不過因為慣于以撒謊來宣傳自己的觀點罷了。

另一方面，“依靠壟斷獲利”正是資本邏輯備加推崇的至高境界。近年來國內投資界熱捧一本叫做《從零到一》的有趣著作。作者彼得·蒂爾是PayPal公司創始人、Facebook首位外部投資者，他在書中詳細闡述了自己的創業心得，明確提出了以下觀點：

“所有成功企業都是不同的，他們在他們選定的市場中獲得了壟斷。”

“只有失敗者才去競爭，成功者走的就是壟斷之路。”

彼得·蒂爾先生的直白實在是率真可愛，與列寧在《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中的分析有異曲同工之妙。按照資本邏輯，“依靠壟斷獲利”體現的是資本的巨大成功，這樣的企業簡直就是典范。既然如此，庸俗經濟學家們為何不去歌頌、而要咒罵國企的壟斷呢？因為他們夢寐以求的是私人資本的壟斷，所以國企永遠是這條路上的絆腳石、國企怎么做都是錯的。也正因為如此，庸俗經濟學家們為國企改革開出的藥方從來只有一副——引入私人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