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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徐實】

高考帷幕剛剛落下，幾個月后，將有幾百萬新生心懷著對未來的憧憬，走入大學校園。近年來，我國的高等教育呈現快速發展的態勢，國家在財政上的大力支持和青年千人計劃等人才引進措施可謂功不可沒。然而，中國大學究竟辦得怎么樣，卻是眾說紛紜。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先生可能算是一個“悲觀派”。鄭先生在6月6日的《聯合早報》上發表了題為《中國知識的悲歌時代》的文章，在文中寫道：

“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錢穎一稱中國還沒有建立起近代大學，這話是很有道理的。可以補充的是，不僅沒有建立起近代型大學，而且也遠遠落后于傳統書院制度。實際上，無論是近代大學還是傳統書院，重要的并不是大學制度或者書院制度本身，而是大學和書院的主體，即知識人。”

類似觀點在國內輿論場其實并不少見。耐人尋味的是，某些文科學者覺得中國大學越辦越爛，而這與企業界和理工科人才的觀感恰恰相反。這種巨大反差得用“立場不同、觀點不同”來解釋了。某些文科學者從自身立場出發，覺得自己作為“知識人”缺乏話語權，覺得大學距離“教授治校”的理想過于遙遠，覺得學術自由的氛圍還不夠濃厚，覺得國家和社會給予他們的還太少，所以有許多悲觀的看法。然而，要評價“中國的大學辦得怎么樣”，就必須先有一個評價標準，要先弄清楚“中國辦大學的目的是什么？”

舊中國與新中國的高等教育完全不具備可比性。在兵荒馬亂的舊中國，中央政府從未對高等教育做出系統的規劃并付諸實施。所以早期中國大學的發展是“各行其是”——國立大學、私立大學、教會大學各唱各的戲，也可以說是漫無目的。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里，1931年全國專科以上在校學生數僅為44167名，而整個民國時期理工科大學生的比例從未超過10%。所以說，舊中國的高等教育對工業化、現代化沒什么顯著的貢獻。

新中國的高等教育則具有鮮明特色，從1952年的中國高等院校院系調整開始，高等教育就有了非常明確的規劃。辦大學的現實目的主要在于以下幾個方面：

1. 滿足中國工業化、現代化的社會需求。

2. 大批量培養人才，產生足夠的規模效益。

3. 提供公平的上升渠道，使年輕人能夠通過自身努力改善社會經濟地位。

那么中國大學究竟做得怎么樣呢？我們用數據來說話。

按照世界知識產權組織2016年的全球創新指數排名，中國居世界第25位，與澳大利亞和挪威等發達國家的得分非常接近【1】。中國企業2016年專利申請數量激增了45%，專利申請數量有望在兩到三年內超過美國【2】。

清華大學技術創新研究中心2014年發布的《國家創新藍皮書》指出，我國研發人員總量占到世界總量的25.3%，居世界第一。

根據麥可思研究院發布的《2015年中國大學生就業報告》，2011屆畢業生3年來月收入漲幅比例為98%，遠超過城市居民同期平均薪資漲幅（17.4%），大學教育的長期回報是明顯的，讀大學比不讀大學在收入的長期提升中有較大優勢【3】。

由此可見，中國大學很好地實現了上述三方面的目的，就整體而言辦得相當成功。

1952-1953的全國高校院系調整為中國高等教育開啟了一個嶄新的、偉大的時代。學以致用，為工業化、現代化服務，成為中國大學當仁不讓的主題。1953年清華大學的學生在做廣播體操

辦大學當然還有其他方面的目的，例如培養受教育者的人文情懷等等。但是凡事有主次，只有在主要目的得到滿足的前提下，才能去兼顧其他的次要目的。大學當然不能只談功利性，但更不能不顧及投入產出比。辦大學本身要消耗大量資源，其中國家占大頭，學生家庭占小頭。國家和學生家庭對大學的產出當然會有強烈的期待。

作為主要投資方，國家有權利要求大學提供必要的產出（高素質人才和學術成果），在這個大前提下才談得上“學術自由”。

大學生的學費和生活費對多數中國家庭而言是一筆可觀的支出。許多農村家庭是舉全家收入供養一個大學生，甚至可能犧牲其他孩子接受教育的機會。學生家庭出錢購買教育服務，當然有權利要求大學傳授有價值的專業知識和勞動技能，畢業生總要吃飽飯才能談理想和情懷吧？在大學里培養“獨立之思想，自由之靈魂”固然是好事，但比這更重要的是培養勞動能力。勞動創造人類文明，如果畢業生連起碼的勞動能力都沒有，必然淪為家庭和社會的累贅。倘若連自己都養不活，連家人都照顧不了，“自由而無用的靈魂”豈不可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