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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徐實】

近日浙江、南京出臺的減負新方案，讓中小學生“減負”再次成為輿論關注的話題。其實早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教育主管部門就開始呼吁“減負”。然而，“減負”折騰了近20年，不但沒有顯著收效，反而陷入了極為尷尬的境地：不“減負”吧，有一部分學生整天抱怨學習太累；一旦真的“減負”，許多家長就開始恐慌了，生怕自己的孩子輸在起跑線上。客觀事實早已證明：“減負”并不能夠解決我國教育領域存在的根本性矛盾。“減負”—>無效—>再“減負”的循環，如同行為藝術。

為什么我國基礎教育階段，中小學生的學業負擔會顯得很重？因為我國高等教育機構以高考作為主要選拔機制，現實中基礎教育以高考作為終極目標。接受良好的高等教育，是實現階層向上流動相對比較可靠的手段——既然這是明擺著的規律，用扎實的基礎教育作為高等教育的敲門磚，乃是必然。在穩定的社會建設時期，普通家庭主要寄希望于通過高考改變孩子的命運。即使考上個好大學不見得必然實現階層向上流動，至少還能維持在現有的階層，不致出現階層的滑落。

基礎教育階段沉重課業負擔，根源在于基數巨大的同齡人在高考中競爭稀缺的機遇。“減負”不會改變受教育群體巨大基數與有限的機遇總量之間的矛盾。因此，“減負”必然淪為形式主義的一陣風，根本不能解決任何實際問題。歐美國家所謂的“素質教育”、“快樂教育”，說穿了就是個荒誕不經的神話：這些國家早在基礎教育階段就已經實現了階級分化，普通人家的孩子讀教育水平一般的公立學校，用少年時沒心沒肺換來一生的卑微；有錢人家的孩子早早進入精英學校讀書，課業負擔極中，何嘗不是咬著牙擠進一流高校？

假如“減負”在中國真正得以實踐，對于沒后臺、沒背景的普通人家孩子必定是災難——學校講授的知識越來越少，放學越來越早；普通人家的孩子在家玩手機打游戲，有錢人家的孩子參加價格不菲的私人培訓班；最后誰更有機會獲得優質高等教育的入場券，還用說嗎？倘若不從根本上改變教育制度，只是片面地強調“減負”，最后的結果必然是學到歐美國家的糟粕，早早地在基礎教育階段就實現階級分化、為階層固化添磚加瓦。

中國教育陷入了“減負”—>無效—>再“減負”的循環，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教育系統內充斥著思維僵化、因循守舊的官僚。他們沒有能力從國家戰略的層面來思考教育的意義，更缺乏制定科學合理頂層規劃的能力。說句實在話，國家國防科技工業局遠比教育官僚更清楚國家到底需要什么樣的人才。教育改革必須跳出反復“減負”的思維怪圈，直面教育領域的主要矛盾，即受教育群體巨大基數與有限的機遇總量之間的矛盾。

應該厘清一個基本的邏輯：基礎教育階段的課業負擔取決于同齡人之間的競爭烈度，競爭烈度取決于社會提供的機遇總量。只有提高機遇總量，才能降低競爭烈度，同齡人才不必在每個細節上一分高下。反之，如果不增加機遇總量，競爭烈度就不可能降低。就算學校教得少管得少，同齡人之間還是會私下較量、以便一分高下。

因此，必須增加社會范圍內的機遇總量，才能從源頭上改善基礎教育的生態。唯有如此，才能跳出“減負”這種“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思維怪圈。基礎教育的生態也確實需要改善，因為中小學生課業負擔沉重，說穿了還是過度競爭、惡性競爭；基礎教育階段沉重的課業負擔，本質上是低水平的重復建設，目的僅在于提高對有限知識集的熟練程度、用于應付高考，而并不能夠很好地銜接高等教育。

如何增加機遇總量？出路在于高等教育的規范化建設。換個角度來說，基礎教育階段的過度競爭、惡性競爭，源于高等教育創造的機遇總量不足，需要從改革高等教育入手來解決源頭性的問題。

理想狀態下，就讀“雙一流”大學的學生，作為國家棟梁會擁有較多的發展機遇；而就讀其他高校的學生，也應該過上大致體面的生活。但實際狀況與理想狀態相去甚遠——許多高校的畢業生在就業時遇到巨大的困難。畢業生當然希望獲得較好的待遇，在自己喜歡的城市順利成家立業。但是站在用人單位的立場上看，這些畢業生的勞動能力真的很成問題。用人單位要么不愿意聘用，要么只愿意以較低的待遇聘用、遠低于畢業生本人的期待。

筆者就此深有感觸：朋友的生物科技公司招聘實驗師，應聘者中90%以上都是“菜鳥”級別的；中山大學的碩士，閱讀科學文獻的能力極差，用一個星期時間還弄不清實驗設計的原理；幾個二本院校的碩士，除了做論文期間搗鼓的幾個簡單實驗之外，對其他的生物醫學知識缺乏起碼的了解。這幾位的業務能力不忍直視，薪酬期待卻是年薪20萬外加住房公積金。說實話，用人單位真沒有興趣請這幾位當祖宗供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