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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許倬云】

半個世紀前，C.P.斯諾《兩種文化》( The Two Cultures)一書，指出人文學科與科學之間本來有相當不同的本質，而且彼此逐漸疏遠，已有無法溝通之勢。五十年后，我們回頭重新審視，卻發現兩者之間的差異畢竟不是如此深刻。

半個世紀前，數理與生命科學都已頗與上一個世紀的情形不同——觀察更為細致，理論更為周密。然而，科學家仍繼承上個世紀的樂觀，對現代科學的未來抱持積極態度，認為絕對真理仍是可以企及的。相對于科學而言，五十年前的世界剛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災難中脫身而出。戰時的種種，包括人與人之間的偏見、歧視與殘暴，宛如一場噩夢！而戰后的世界，擾攘未已，人人仍未得寧居。人文學科的學者及文學與藝術的創作者，大都對人類世界及人性已不再能有樂觀的想法，對于人類的未來更常存懷疑。有不少人，甚至對世界抱持嚴重的悲觀，認為這個世界其實是荒謬的存在，許多過去視為當然的價值，其實也不是絕對的。于是，人文與科學兩大知識領域竟不能溝通，而且，兩者之間也安于隔離，甚至不尋求溝通。

今天，這一隔膜似乎變薄了。相伴科學而發展的技術已漸漸深入一般人的世界，科學似乎不再是實驗室中一些學者的高深研究。平常人也已深切地感受到，過去基礎研究的知識，其實對一般人的生活有至深至巨的影響。例如：高深物理研究，一且轉入利用核能的技術可以產生核彈的災難，然而，駕馭得當的核能又可為人類提供幾乎無窮的能源。又如：大量化學制品投入農業，可以增加農作產量，減少病蟲害，為人類造福，然而，所謂綠色革命的佳音，不旋踵即為其破壞生態環境而為人詬病。人文學界對于這些問題比較敏感，遂從哲學、文學、史學各個角度，開始仔細審察數理與生命學科在人類世界的角色。

畢加索《格爾尼卡》

科學研究是否有其純粹理性的自主權?

科學家之中，也有些人有同樣的敏感，警覺于科學研究是否充分地有其純粹理性的自主權？有人從知識社會學的角度審察科學家的作為及其思想淵源。于是，表面上看來是純粹獨立的科學研究，其實往往不能避免其變化與社會的制約。例如：牛頓的絕對真理及其自然律的觀念，是現代科學的主要源頭。但是，牛頓這樣的宇宙觀，卻又與其基督教神學的真神及神律有密切的關系。又如：達爾文的進化論，當然是現代生命科學的重要基石，但是，社會進化論者將生物進化論的理論轉化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理論基礎；國與國之間，人與人之間，也一一都經歷弱肉強食的殘酷競爭。甚至，希特勒曾假借科學理論，進行其滅種滅族的罪行!

科學家在最近半個世紀以來，在研究過程中，發展了相當程度的自我反省精神。庫恩的研究典范主題(Paradigm)理論，從科學發展史的研究指陳一代又ー代的科學研究經常受當時一些主題的約束。在主題轉變時，科學研究的思考方式甚至表達思維的語言，也跟著轉變了。同時，主題的轉變，又同社會與文化環境有其相應的關系。于是，科學的研究其實不是充分自主的。

同樣的反省，也見于社會學科的園地。最近半個世紀的社會及人文學科，包括哲學與史學，深受韋伯(Max Weber)、馬克思(Karl Marx)及涂爾干(Emile Durkheim)諸人的影響。這些人從不同的角度，發展了不同的理論；然而他們的共通之處，則是指陳了人類對于自身及人類社會的了解與闡釋，往往受了各自文化背景與社會地位的影響。例如：韋伯認為，人的經濟行為受其宗教理念的制約：馬克思認為人類的思想及其行為，受其社會地位及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制約。此觀念削弱了歐洲文化啟蒙時代對于“理性”的信念。理性不再是絕對的，則相對的理性又如何能是萬世永恒?

這一嚴峻的懷疑，伴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后逐漸出現的文化系統論而同步展開。由歐洲歷史發展的“現代世界”，植基于其時代以來的“理性＂”信念。戰后世界各地的接觸較前頻繁，許多歐美地區以外的文化，例如中國的儒家與道家、印度的印度教及源自印度的佛教，都與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的單一真神信仰不同。諸種文化的接觸與沖擊，使猶太教、碁督教、伊斯蘭教系統的宇宙觀，不再視為當然。今天“現代化”已不再具有三十年前的說服力，“后現代”的種種觀念與理論，其實是對于“現代”兩字所代表意義的批判與反詰。這一浪潮的沖擊力量十分巨大，不僅在文學與藝術的創作方面有其影響，人文與社會學科的研究也因此對過去的理論與研究方法作深切的反思。相對主義已經大張旗鼓，將五十年前其時的理性主義壓得不能翻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