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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0日下午，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楊瑞龍教授在中國人民大學舉辦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修班”上，做了題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視角下的政府和市場關系》的講座，這里，我們選擇其中一個部分，供大家參考。感謝楊瑞龍教授賜稿。】

（一）西方主流經濟學不能完全解讀我國政府與市場之間的關系

自從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問世以來，“看不見的手”的理論一直成為西方主流經濟學信奉的教條。他們迷信市場機制的自發調節作用，認為每個行為人在自身利益的驅動下的自由選擇會形成一種自然秩序，這種自然秩序猶如一只看不見的手，促使每個人去實現并非屬于他原來意圖的目標，即每個人的出發點是自私的，但競爭的結果卻是利他的。因此，市場機制作為一個自由體系具有自發實現人類經濟生活平衡的功能。按照“看不見的手”的理論，在完全競爭的市場條件下，市場機制的自發調節作用可以達到資源配置的“帕累托最優”狀態，即通過市場機制對生產資料的重新組合，調整福利分配，就可以實現全社會福利的最大化。由此派生出的自由主義政策選擇是，資源配置乃至經濟的長期發展都應由市場機制自發調節，政府如果試圖干預資源配置或經濟發展的過程，效果往往是適得其反的。因為，通過市場配置資源總是比政府干預更有效率。市場做不到的或做不好的，政府未必能比市場做得更好。政府的職責主要是維護市場秩序，也就是我們常說的政府僅僅扮演“守夜人”的角色。

發生在20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世界性大危機使信奉“看不見的手”信條的古典學派一籌莫展，對市場機制可以自動達到“帕累托最優”信念的動搖孕育出以凱恩斯為代表的國家干預主義理論。這種新的理論指出，現代市場經濟存在著有效需求不足的傾向，加上工資和價格缺乏像新古典理論所認為的那種充分的靈活性，現實中不存在能夠引導經濟快速恢復到充分就業的自我矯正機制，因而經濟可能陷入長時期的非充分就業狀態。面對這一現實，政府應該采取宏觀經濟政策對經濟生活進行干預，強調政府應該采用“相機抉擇”或者“微調”的宏觀經濟政策來維護經濟的平穩運行。

西方主流經濟學信奉市場機制的自發調節作用，“看不見的手”促使每個人游自私的出發點，得到利他的競爭結果。

1970年代西方世界普遍出現的經濟停滯和通貨膨脹長期并存的局面（即“滯脹”），則使得凱恩斯主義的處境更加尷尬。在這種形勢下，以弗里德曼為領袖的貨幣學派迅速崛起。貨幣學派在兩個方面同凱恩斯主義展開論戰。其一強調貨幣政策的效果。和強調財政政策的凱恩斯主義不同，貨幣主義認為貨幣政策對經濟增長和就業產生著最為顯著的影響。其二是反對相機抉擇的政府調節方式，而應采取“單一的貨幣規則”，即政府應當僅僅把貨幣供應量作為惟一的政府調節手段，且貨幣供應量應該每年按照固定的規則增長。

在貨幣學派廣為流行的同時，另一種強調市場機制作用的“供給學派”也隨之產生。這種理論一反凱恩斯主義著重調控總需求的意見，主張著眼于經濟的中長期發展，放棄短期的微調，淡化總需求管理。他們同時強調要加強對人們的工作和儲蓄的激勵，大幅度削減稅收，以發揮供給方面的活力，扭轉經濟增長緩慢和生產率下降的局面。供給學派隨著里根的上臺而名動一時，但其以減稅為中心的政策主張執行之后，卻沒有減輕而是加重了“滯漲”，因此它的影響迅速消退下去。

進入上世紀80年代以來，新自由主義思潮在西方國家開始盛行。一個流派就是新制度經濟學，該學說以科斯的交易費用理論為基礎，強調在交易費用大于零的條件下權利的初始安排對于資源配置效率的重要性。解決市場失敗的途徑并非必定是政府干預，凡是市場失敗的地方通常都是產權界定模糊的地方，因此完全可以通過產權關系的進一步明晰化來實現外部效應的內部化。另一個新自由主義的流派就是新古典宏觀經濟學，這一學派強調工資和價格具有足夠的靈活性，因而各個市場都能迅速地恢復供求平衡。同時，市場中的人們和政策當局同樣聰明，能夠對包括國家的政府調節措施在內的宏觀形勢進行總體上正確的預期。而一旦人們準確地預料到政策當局的政府調節措施和相應的后果，就會迅速地采取相應的行動，形成“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局面，政府調節措施也就不再有效。

西方主流經濟學盡管對于我們正確處理政府與市場之間的關系有一定的借鑒作用，但我國的特殊的國情決定了該理論體系無法完全解讀我國當前政府與市場之間的關系。

第一，我國是發展中大國。我國不僅是一個地大物博、人口眾多、歷史文化悠久的大國，而且是一個剛剛脫離貧困國家并正在從一個中等收入向高收入國家邁進的發展中大國，經濟不同質是一個無法回避的現實，最典型的特征就是二元經濟并存的格局，即現代工業部門與傳統農業部門并存，大量農村剩余人口在向城市轉移過程中將面臨一系列市場機制本身無法解決的問題，要發揮后發優勢就必須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

第二，我國是轉型中的國家。自上世紀70年代末鄧小平開創的改革開放路線以來，我國的經濟轉型正在不斷加快，這一轉型主要包括以下四個方面：一是市場化，即從傳統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型；二是工業化，即從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轉型；三是國際化，即從閉關鎖國的封閉社會向資源全球流動的開放社會轉型，中國經濟逐漸納入全球經濟一體化之中；四是城市化，即伴隨工業化的步伐，城市化率不斷提升。市場機制盡管在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方面將發揮很重要的作用，但很難完全處理好經濟轉型中所面臨的諸如社會公平、可持續發展、國家安全等經濟社會等問題，而這正是需要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領域。

第三，我國是實行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國家。我國不是復制西方式的自由市場經濟體制，而是在堅持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條件下發展市場經濟，為了堅持以公有制為主發展多種經濟成分、堅持按勞分配為主發展多種分配方式基本經濟制度，就需要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

（二）市場失靈與政府干預的必要性

依據“看不見的手”的理論所推導出的市場機制能自動實現資源最優配置的結論是以具備一個完全競爭的市場結構為前提的。然而不幸的是，在一個現實的社會中，即使在西方發達的市場經濟條件下，完全競爭式的市場也僅僅存在于教科書中，例如，信息是不完全的，外部性普遍存在等。對于像我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來說，市場更是存在很多缺陷，尤其是受體制等因素的制約，市場機制存在嚴重的扭曲。當市場是不完全時，“市場失靈”現象就很難避免。所謂市場失靈是指市場競爭所實現的資源配置沒有達到帕累托最優，或指市場機制不能實現某些合意的社會經濟目標。在發展中國家，導致市場失靈的原因是多方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