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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交方面，佩澤希齊揚政府建立之初就面臨哈尼亞遇刺所引發的地區緊張局勢，如何應對當前伊朗與以色列之間的對峙，將對佩澤希齊揚政府處理外交事務構成嚴峻挑戰。相對于強硬保守派總統萊希的執政理念，佩澤希齊揚在對外事務方面可能會采取更為靈活、務實和平衡的外交政策，這與溫和保守派總統魯哈尼的外交政策不謀而合。  

在伊朗伊斯蘭共和國體制中，外交政策制定與實施的最高決策權來自最高領袖哈梅內伊，總統作為國家最高行政部門領導人，對伊朗外交決策的影響力受到既有制度的約束，這決定了佩澤希齊揚政府對外試圖推動緩和外交面臨著國內政治的制約。

目前來看，伊朗政府在應對此次哈尼亞遇刺事件采取了軍事克制策略，以延遲報復對以色列實施心理戰。伊朗軍方還在該國北部和西北部先后舉行一定規模的軍事演練，對以色列展示其軍事威懾的能力。這既是伊朗政府針對以色列的政治斗爭策略，也是一系列制約性因素影響的結果。

總體來看，佩澤希齊揚政府在哈尼亞遇刺事件發生后，采取了外交、政治、宣傳、心理等一系列手段應對該事件引發的地區緊張局勢，但伊朗對以色列的軍事報復行動將采取何種方式、規模，目前尚難以確定。

伊朗反擊以色列導彈飛躍阿克薩清真寺視頻截圖

從當前中東地區形勢總體發展趨勢來看，伊朗與以色列之間爆發大規模直接軍事沖突的風險仍然存在，但演變升級為地區全面戰爭的可能性較低，沖突擴大化不符合伊朗、以色列及其他利益相關國的戰略利益。伊以沖突還受到相關制約因素的影響，從而決定了這場地區沖突危機將延續先前的螺旋沖突模式緩慢升級。

就伊朗方面分析，伊朗與以色列、美國之間的地緣沖突模式，將延續以“抵抗軸心”非國家武裝行為體為主要參戰方的戰略消耗形態，通過戰爭邊緣策略對以色列實施消耗戰、心理戰、宣傳戰和外交戰，以此打擊和削弱以色列的綜合國力和國際形象，伊朗政府在現階段并未計劃主動實施沖突擴大化政策。

首先，伊朗希望利用加沙戰爭、黎以邊界沖突的現有沖突模式，對以色列實施長期戰略消耗，但其理想狀態是將沖突規模控制在地區戰爭的邊緣狀態。20世紀80年代以來，伊朗為了改善與以色列、美國之間不對稱的軍事實力差距，采取地區代理人戰略在周邊地區扶持或打造親伊朗的非國家武裝行為體，黎巴嫩真主黨是伊朗代理人戰略的核心政策工具，哈馬斯武裝力量則是用來威脅以色列生存安全的關鍵棋子。

2023年10月新一輪加沙沖突爆發以來，伊朗為了配合哈馬斯在加沙地帶的作戰，積極協調“抵抗軸心”其他武裝行為體對以色列實施戰略消耗，其中黎巴嫩真主黨在黎以邊界地帶的中等規模消耗戰發揮了重要作用，不僅牽制了大量以色列國防軍有生力量，還導致以色列北部地區失去安全屏障，將沖突范圍從外圍地區引入以色列境內。

總體而言，伊朗方面致力于利用現有的沖突模式，對以色列實施戰略消耗，疲敝其軍事力量，擾亂其經濟發展，干擾其關鍵港口與對外貿易運輸，以期逐步形成對以色列的戰略優勢。

其次，伊朗政府試圖利用現有的加沙沖突與伊以緊張態勢來改變阿拉伯世界的對外政策，阻止以色列與阿拉伯世界的關系正常化進程。近年來，伊朗對外政策的重點是針對鄰國的優先政策，改善與阿拉伯世界的外交關系是對外事務的重點。

在2023年沙伊和解進程的基礎上，伊朗希望加快與阿拉伯世界國家的關系正常化，與海灣阿拉伯國家建立正常的外交互動和經濟合作。在哈尼亞遇刺事件發生后，伊朗代理外交部長阿里·巴蓋里·卡尼與沙特等阿拉伯國家進行外交聯絡，在沙特吉達聯合召開伊斯蘭合作組織外長特別會議，就哈尼亞遇刺進行外交磋商與討論。

此輪加沙沖突爆發以來，伊朗與沙特、埃及等阿拉伯世界國家的外交接觸與交流頻繁，這對于伊朗實踐其鄰國優先外交政策具有積極意義。同時，以色列在加沙沖突期間的所作所為，將遲滯以色列與阿拉伯世界的關系正常化進程，這對伊朗是重要的地緣收益。

真主黨無人機飛掠拍攝以色列的海法機場的F-15I視頻截圖

再次，當前伊朗政府延遲報復對以色列是一種心理戰術，既可以迫使以色列處于全國高度戒備狀態，還可以借此觀察地區局勢動態來決定其報復時機和規模。目前，伊朗政府并未排除放棄對以色列實施軍事報復的選項，前提條件是以色列內塔尼亞胡政府落實加沙停火談判的協議內容，停止在加沙地帶的軍事行動。

美國、卡塔爾和埃及等相關斡旋方仍在向以色列和哈馬斯施加外交壓力，寄希望于雙方達成人質交換談判協議，實現加沙地帶停火。如果此輪停火談判再次失敗，伊朗可能將對以色列實施基于有限沖突為原則的軍事報復行動，在可預期的報復行動方式選擇上，伊朗可供利用的軍事報復手段包括無人機、巡航導彈、彈道導彈等武器裝備。

在報復目標選擇方面，伊朗有可能會選擇打擊以色列境內的軍事基地或軍事設施，也有可能會選擇近距離攻擊以色列摩薩德系統在伊拉克或其他周邊國家建立的秘密據點。在報復規模選擇方面，伊朗可能會選擇獨立對以色列實施有限軍事報復，也可能會與“抵抗軸心”其他組織進行協調進攻，來擴大化對以色列的軍事威懾，保證此輪軍事報復效果。

總之，在扎里夫辭職后，佩澤希齊揚政府在執政之初就面臨著內政外交兩個方面的重大挑戰。

在內政事務方面，佩澤希齊揚政府面臨著由強硬保守派控制下的議會，對其內閣部長候選人名單的審核阻力；而扎里夫辭職后，佩澤希齊揚還需要鞏固其政治基礎，維護溫和保守派-改革派政治陣營內部團結，防止派系政治引發其內訌，防范內閣危機的政治風險。

在外交方面，佩澤希齊揚政府的主要挑戰是哈尼亞遇刺后伊朗外交面臨的選擇問題，如果伊朗與以色列之間沖突陷入長期化的螺旋沖突模式，佩澤希齊揚政府將面臨如何重啟對外緩和外交的難題，沒有對外緩和政策作為支撐，伊朗尋求解除美西方國家經濟制裁將無從談起。

目前來看，加沙沖突長期化以及中東地區陷入無休止的螺旋式沖突狀態，將使佩澤希齊揚政府兌現其競選承諾變得更為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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