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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揚之】

根據德國羅科所（Robert-Koch-Institut）周三（4月14日）公布的最新數字，一日內新增感染21683人（上周同日9677），死亡人數達342例（上周同日298）；全國每10萬人口七天的平均值為153.2（上周同日110.1）。

由于前一陣復活節期間檢測減少，各衛生局上報會有延誤，因此，本周三之后，數據才算基本恢復“正常的可信度”。

羅科所主席威勒（Lothar Wieler）表示，疫情“非常非常嚴峻”，患者的年齡正在進一步下降，重癥室人滿為患。可領導抗疫的聯邦和各州政府眼下卻還在為“誰執牛耳”這樣的權力問題爭論不休。

目前，德國正處于比較艱難的第三波疫情中。民眾看不出政府的抗疫戰略是什么，情緒因而越來越沮喪。

一年多來，德國的抗疫究竟走過了怎樣一條路？本文試圖就此做一個總結。

首先讓我們來回顧一下去年的疫情：1月底，新冠病毒首次登陸德國；3月，第一波沖擊達到高潮；5月中旬，疫情在全國統一采取“停擺”措施后趨緩，并維持在一個可控水準上。

客觀而言，與歐洲其他國家比，德國第一波的抗疫還是相當成功的。成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

1）從開始覺得病毒離自己還很遠到周邊國家短期內出現恐怖疫情，德國人親歷了“輕視”和“驚恐”兩個階段。由于沒有可以完全照搬的抗疫“樣本”，安全意識超強的德國人采取“寧過勿怠”的抗疫措施——停擺，并取得了明顯的效果。

2）疫情強沖擊之下，雖然有相當一部分人內心嘀咕、不習慣戴口罩、甚至認為病毒并沒那么可怕，但因為首次遇到這種情況，民眾還難以想象病毒會如此“頑強”、緊縮措施會持續這么久，所以，他們開始時對政府的舉措還比較“樂觀”，也挺配合。

3）為避免立法機構（議會）商討對策過于冗長，德國在抗疫中啟動了所謂的“州長聯席會議”（Ministerpr?sidentenkonferenz-MPK）這個“非正式”機制。該機制原本用于各州共同面對聯邦時協調各自立場，這次本意也是為了與聯邦協商措施時最大程度地維護各州自身的利益，但是，由于各州面對如此規模的疫情并無經驗可循，所以，它在第一波中與聯邦總理府會商時更多是“配合”與“聽從”，客觀上避免了“扯皮”現象，提高了抗疫效益。

4月9日，德國《時代》周報還發表深度文章，詳細介紹了州長聯席會議（圖片來源：報道截圖）

4）面對如此規模的疫情，缺乏經驗的行政部門比較認真聽取醫學專家們的意見，各個相關領域的專家參與了各州以及聯邦的決策程序；德國人普遍比較尊重“權威”，因此，學者們以各種方式向政府和民眾提供咨詢時收效不錯，科普工作比較成功。

5）不管是因為“無知無畏”，還是“眾志成城”，總之，面對第一波疫情，許多問題雖然已初顯端倪，但尚未影響全局，因而也就沒有徹底暴露出來。譬如，抗疫物資儲備方面“重視大件（急癥床位、呼吸機等）、輕視小件”（如口罩、防護服等）的現象；對抗疫的“持久性”、民眾的“承受力”、抗疫產生的財政壓力、法律后果以及協調復雜性等估計嚴重不足。

5月底6月初，隨著第一輪防控措施的奏效，加上夏日度假期的到來，政府此時即便對疫情未來的發展不敢過于樂觀，也無法繼續要求民眾放棄個人權利和自由。就這樣，德國人開始到處旅游度假，就像疫情不復存在一樣。

但病毒并未離開，只是在“等待”時機。日常生活恢復之時，也是病毒開始發動第二輪攻擊的時候。外出度假的德國人雖然心情大好，返回時卻帶回了新的感染源。隨著秋天的到來，病毒開始實施“秋后算賬”，第二波沖擊開始了。

與10月相比，11月全國感染人數從230000增至530000，死亡人數從960增至6150。面對這種局面，聯邦和各州從11月初開始不得不采取新的限制措施，但決策時瞻前顧后，優柔寡斷，搞了一個所謂的“軟方案”（Lockdown light），收效甚微。

結果，進入12月后，新的感染人數有增無減，升至675000，死亡人數甚至超過4月的最高紀錄（6500），達到17000。政府不得不趕緊“拉閘”，趕在聚會集中和頻繁的圣誕節前宣布采取“硬核限制措施”（Harter Lockdown）。

但是，任何措施都不可能馬上見效，所以，今年1月，德國的新感染人數高達50萬，死亡人數2.4萬。當時，日死亡人數超過1000的情況不在少數。

12月底的嚴厲措施，到2月才略顯效應：月新感染人數降至22.6萬，但死亡人數依然上萬。3月，死亡人數雖然降到一萬以下（6300），但新感染人數卻出現了反彈，高達36.6萬。

當時，變異的“英國版”病毒已在德國占據上風。疫情由第二波幾乎無過渡地直接進入第三波，并一直處于某種“高危”狀態中。

在此過程中，“舊問題”開始漸漸凸顯：第一波中看似行之有效的辦法漸漸失去了效力，聯邦和各州給人留下的“合力”印象越來越靠不住。與此同時，“新問題”又接二連三地浮現出來：

1）從第一波開始，各級政府就反復強調并保證采取各種措施保護老年群體，但第二波中出現的高死亡率主要集中在養老院。這說明，政府并未兌現承諾，漏洞并未堵住，許諾的“增加測試”措施也未到位。結合政府其他一些沒有兌現的承諾（如快速測試等），輿論和民眾開始質疑政府的公信力和行動力。第一波中的德國政治新星、衛生部長施帕恩（Jens Spahn）威信銳減。

2）德國的抗疫戰略始終以疫苗為基點，也就是說，所有的希望都壓在疫苗這一張“牌”上。疫苗投入市場并產生群體免疫效果之前，所有措施只是“過渡性”和“維持性”的，目標是確保公共衛生系統不崩塌。因此，當德國美因茲的“生物新技術公司”（BioNTech SE）與美國輝瑞率先研發出功效達95%的疫苗時，德國官民都很興奮。然而，接下來的疫苗采購工作卻出現了很大的問題，導致德國和歐盟在接種疫苗方面大大落后于其他國家（美國、英國、以色列）。

3）屋漏偏逢連夜雨。由于歐盟采購疫苗的失誤，德國的疫苗本來就供不應求，圍繞阿斯利康的爭議還偏偏沒完沒了：開始時，德國疫苗委員會（Stiko）認為該疫苗臨床數據不完整，因此不適用于65歲以上的群體接種；3月初，隨著多個歐洲國家因腦血栓風險全面叫停阿斯利康，德國也暫時停止了該疫苗的接種，幾天后才又恢復。可恢復才兩周又出新狀況，有關部門這次告知公眾該疫苗只適用于60歲以上群體。如此一波三折，不僅嚴重影響了阿斯利康的市場信譽，監管部門前后矛盾的說辭也讓公眾對政府抗疫能力的信心大打折扣。

4）媒體揭出政治家舞弊現象：執政的聯盟黨（基民盟/基社盟）中有議員利用抗疫物資（口罩）短缺現象，在買賣之間牽線搭橋，從中牟利。這些丑聞影響惡劣，不僅給德國第二、三波抗疫本來就不佳的效果“雪上加霜”，而且也讓聯盟黨（Union）在兩個州選中遭受重創。

5）制定限制措施時，“進一步，退一步，甚至退兩步”；有些措施的“邏輯和意義”讓人難以理解；政治協商機制逐漸失靈，聯邦總理府與州長聯席會議形成的決議在具體落實中出現偏差，各行其是現象普遍，嚴重影響了聯席會議這個協調機制的威信和效益，為眼下聯邦和各州之間的“權力”之爭埋下伏筆。聯邦要求修改《感染保護法》（Infektionsschutzgesetz），以此獲得更大的行政權力；各州的反應不一，有的支持這個意向，有的反對放權。在這種情況下，民眾和輿論無法不質疑各級政府合力抗疫的意愿和能力。

6）政界要么難以形成統一意見，要么在形成決議的情況下仍然我行我素；科學家和專業人士的意見相互對立，有時還前后矛盾，第一波時曾有過的“向心力”不再；政府的決策時而被法院推翻；媒體的表現依然是“世人皆醉，唯我獨醒”，報道更多是“揭露”和“指責”，而非“凝聚”和“解惑”。這些都增加了抗疫的難度。

那么，德國抗疫決策中為何會出現這種“七嘴八舌”“莫衷一是”的局面呢？根據筆者一年多來的觀察，這與以下幾個“矛盾現象”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