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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國與歐盟

這對“矛盾”在此次抗疫中表現得相當突出，以采購疫苗為例：

當去年中旬疫苗有望投入市場的消息傳出后，德國衛生部長施帕恩立刻聯絡法國、意大利、荷蘭三國，有意一起“團購”，以期占得先機。可是，當時正趕上德國準備接手下半年的歐盟“輪值主席”。為了不授人以柄，落下“老大率先搶疫苗”的罵名，默克爾聞訊后立刻叫停施帕恩，要求把購買疫苗的事務交給歐盟委員會去辦。據說（《圖片報》貌似有證據），默克爾還要施帕恩給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Ursula von der Leyen）寫信對率先購買的作法致歉。

一年前的施帕恩與馮德萊恩（圖片來源：視頻截圖）

如果歐盟在后來的采購中表現好的話，默克爾這個“歐盟優先”的作法不僅不會受到詬病，還會獲得國內和歐盟的一致好評。可是，歐盟的采購策略非常糟糕，直接導致現在“供不應求”的不堪局面。在這樣的情況下，默克爾的“顧全大局”演變成了“喪權辱國”，引起了不少國民的不滿。

歐盟政治一體化雖然陷入僵局，但各成員國在制定政策時卻又無法對這個政治實體的存在視而不見。德國的處境更加微妙：鑒于歷史原因，德國的任何特立獨行都有可能引發鄰國對“歷史重演”的警覺，所以，德國政府說什么做什么都特別顧忌這點。而這恰恰又成為國內極右民粹勢力攻擊默克爾政府的有力武器。

聯邦與各州

眾所周知，德國是聯邦制。在此次新冠疫情出現之前，這個“德國模式”經受住了各種危機考驗，且相當成功，所以招徠過不少的“羨慕嫉妒恨”。可是，病毒無國界，更無州界。如此規模的病毒流行，令德國現行的政體架構陷入一個非常尷尬的境地：抗疫需要政府部門作出跨州的迅速反應，可公共衛生與教育、文化、警務等領域一樣，主要是州事務，聯邦授權有限，干預的可能不大。

為了解決這個憲法“漏洞”，“州長聯席會議”這個非正式機制被賦予了新的使命：與聯邦政府一起，共同協調并制定抗疫措施。

第一波疫情出現時，大家都有點“懵”，各州不愿也無力單獨出頭，自行解決，所以愿意拿聯邦當“主心骨”，這才形成了“抱團合力”的團結局面；第一波之后，德國的抗疫效果不錯，各州的表現雖然參差不齊，但都感覺良好，認為已積攢了足夠的經驗，自然不會再樂于讓聯邦單獨收獲政績紅利。畢竟，各州政府的政治光譜不同，首先要面對的是本州的選民。

就這樣，“聯席會議”雖然照常定期舉行，也形成各種決議，但每次會商的時間越來越長，達成一致越來越艱難，會議經常開至深夜。原因不言而喻：各方都把自己的利益放在首位，政治權衡（輿論、經濟、黨爭等因素）非常明顯。這樣“博弈”出來的決議必定是妥協后的結果：看似面面俱到，照顧各方，實質不痛不癢，收效甚微。

就這樣，限制措施“down”到現在，病毒照舊在泛濫。民眾被限制得精疲力盡，雖然還在勉強配合，但已怨氣滔天，漸漸失去耐心。

個人與集體

第一波疫情時，民眾在聽聞中國的“封城”，隨后眼見意大利軍車運尸體的場景后，保護意識是起來了，但大家對限制措施到底意味著什么并不十分清楚，所以，面對政府出臺的第一批強限制措施，民眾雖然不習慣，但還是遵從和配合的。

第一波之后，人們真正體會到，什么是擔心采購不到東西后的緊張，什么是學校幼兒園關閉后自己數周在家帶孩子的滋味，什么是聚會娛樂場所被關閉后無處消遣帶來的苦惱和煩躁，公共場合必須配戴口罩意味著什么，出行受限帶來什么樣的不便，包括度假旅游等個人自由無法盡情享受時是什么樣的心情，個人權利被“過度”剝奪后會造成何種憤怒和不滿。

總之，自由的價值只有當它失去后才能體會到。因此，去年夏天恢復“自由”后，政府面對再次嚴重的疫情又要實行限制就沒有那么容易了。

西方的自由首先是指私權。個人的權利神圣不可侵犯，這是憲法賦予的。在“集體利益”與“個人自由”出現矛盾時，有素質的人（大部分德國人）會顧念到大家的利益，自覺約束個人行為或遵從政府的規定，但有些人還是會堅持自己的權利。因此，疫情期間，告政府措施不當的案件不少，法院推翻政府決定的案例也時有發生。

少數與多數

德國是個民主社會，民主社會的一個重要原則是“少數服從多數”。這個原則在選舉中可以通過選票來體現，可在抗疫中，“少數服從多數”變得難以實現。

以“限制措施”為例：多次民意調查顯示，絕大多數民眾都支持“短時間，強限制”這樣的抗疫方案，即通過限制更多的個人自由，以期在較短的時間內，迅速將病毒傳播壓縮到可控范圍內，然后再談開放解禁。

但是，小部分人，主要是“陰謀論”的信眾、極端主義者等，不相信也不愿意遵從政府的措施，他們上街抗議游行，提出“保護個人自由”等口號。新聞媒體對這類“吸引眼球”和有“轟動效應”的事件比較關注，給予的報道篇幅頗多，造成“他們才是主流”的假象，

加上德國又沒有進行“公投”的政治傳統，所以，少數人的訴求被過度強化，而代表默默無聞的大部分人的想法（真正的民意）卻被忽視了。

這個現象帶來的副作用是，“會哭的孩子有奶吃”或“誰動靜鬧得大，誰就會受到重視”。疫情期間，那些始終堅持在工作崗位上的售貨員和醫護人員雖然一度被譽為“真正的英雄”，多方呼吁應該為這群人漲工資，但事后真正落實的情況據說并不讓人滿意。為何？因為他們太“沉默”。

經濟利益與社會公正

防疫措施不僅限制了公民的個人自由，還在很大程度上沖擊了企業的運轉和店鋪的營業。數月來，除了去年夏天幾個月里曾部分開放之外，酒店、餐飲業、文化設施、健身房、理發店、零售業等非超市及生活必需品的商家一直無法開張，損失嚴重。

很多行會認為政府的措施不公平，有的實體賺得缽滿盆滿，有的入不敷出，還有的血本無歸；行業之間的互助精神嚴重缺失。關鍵是，這些實體運行的好壞直接關系到成千上萬個員工的飯碗，而這些員工后面又是一個個靠他們工資生活的家庭。

如何做到顧及經濟利益的同時關注社會公正？這是政府的一大難題。

這次德國投入大量紓困資金，但由于人為錯誤和技術障礙，很多受損的個人和實體很晚或至今都未得到該得的資金援助。倒是一些犯罪個人和團伙趁火打劫、非法騙取政府補助的案例層出不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