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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瑪的“親美”和納粹的“反美”

一戰后，德國進入“魏瑪共和國”時期。

為了應對和解決巨額賠款問題，德國政府的當務之急是如何發展經濟，解決“民生”危機。在這個大背景下，發展與世界頭號經濟大國的貿易關系成為德國精英階層的共識。

一時間，“反美主義”在德國似乎偃旗息鼓，僅存于極右勢力中。

與此同時，威爾遜的政治抱負，特別是他倡導的、并得到法國大力支持的“國際安全體系”（國際聯盟）在國內遇到國會多數派共和黨的堅決反對。

共和黨更注重經濟擴張、自由貿易和“門戶開放”原則，擔心威爾遜熱衷的“國聯”計劃會將美國過度拖入歐洲沖突和國際治理的泥沼中，從而損害美國長遠的經濟利益。

最終，《凡爾賽條約》未獲國會通過。

有趣的是，這個結果不僅沒有削弱、反倒強化了美國的國際地位和“仲裁者”身份：戰時的盟友因欠了美國不少貸款而有求于華盛頓；戰敗的德國因美國在賠款委員會中“一言九鼎”的主席身份而不得不仰其鼻息。

作為新的“世界霸主”，美國開始致力于建立一個由自己領導的所謂“非歧視性”（包括對德國）的世界經濟秩序。魏瑪共和國政府于是又開始“做夢”，希望如日中天的美利堅能幫助弱化苛刻的巴黎和約條款。

1921年夏，美國國會參眾兩院通過所謂的《波特-諾克斯決議》（Porter-Knox-Resolution），為與德國簽訂單獨議和條約奠定了政治基礎。德國外長羅森（Friedrich Rosen）立即作出積極響應。共和黨人哈定（Warren Harding）當選總統后，德美很快簽署“特別和約”（亦叫“單獨和約”），史稱《柏林條約》。

對德國而言，該協議的最大好處是實際上修改了《凡爾賽條約》的規定，德國對美國的戰爭賠償數額不再由美國一方、而是由一個專門成立的聯合仲裁法庭來決定。

美國此舉并非出于“慈善”立場，而是因為當時美國在“戰時經濟”轉向“常態經濟”的過程中正面臨不小的挑戰。還有，德國恢復經濟急需外資投入，對食品和農產品的需求也很大。美國當然不想讓英法捷足先登，鉆了這個空子。

1923年，魏瑪共和國與美利堅合眾國簽署貿易協定；第二年，美國推出“道威斯計劃”（der Dawes-Plan），對德國戰爭賠償做出了符合德國實際經濟能力的新規定；1929年夏，“道威斯計劃”被“揚格計劃”（Young-Plan）取代，再次降低德國賠款的標準。

德國由此成為美國在歐洲最大的銷售市場，兩國關系隨之進入“蜜月期”。

可惜好景不長。德美日益緊密的關系毀于1929年10月24日由紐約股市崩盤引發的全球經濟大蕭條。美國對德國的援助貸款被迫停止，魏瑪共和國失業率飚升，1932年時逼近30%。民眾瘋狂支持納粹黨和共產黨，大城市的政治風標明顯轉向左右極端政治勢力。

為了凝聚力量，極右黨派竭盡各種煽動之能事，其中最重要的手段就是重彈歷史上的“反美主義”老調。只不過，這次還加上了“反猶主義”、“反資本”等“陰謀論”元素。譬如，1）美國作為強大的金融帝國，正在干涉窮困潦倒的德國的內政，使其更加依賴于它。2）美國如今已成為“猶太之國”。3）所謂“美國化”或“親美主義”其實就是“猶太精神”（Judengeist）之體現。4）經濟大蕭條始于華爾街股災，而資本的幕后推手猶太人就是這場全球災難的始作俑者。

在這一語境下，本來是幫助協調賠款問題的“揚格計劃”也被極右勢力說成是“美元帝國主義（Dollarimperialismus）殖民德國的一種嘗試。

納粹黨領袖希特勒明確表示：美國的參戰和“揚格計劃”的實施都是美國金融高層的陰謀；美利堅合眾國廣袤疆域本來是北歐白人打下的基礎，但最后卻被貪婪錢財的猶太人所取代。他的結論是：擁有如此龐大的國體，加上猶太世界觀在那里的影響持續增長，美國將會是個最危險的國家，也是德國未來“絕對”的敵手。

1941年冬納粹德國對美宣戰后，希特勒曾說過以下這段話：“我之所以不相信美國有什么偉大的前途，因為在我眼里它是個腐朽腐敗的國家……對我而言，一個英國人要比一個美國人好一千倍……我對親美主義充滿仇恨和厭惡……任何一個歐洲國家都要（比美國）更親近一些……從精神狀態上看，美國就是一個半猶太化半黑人化的社會。”

魏瑪共和國時期，搖動“反美主義”這桿大旗的不僅是右翼，也包括左翼。“斯巴達克同盟”（Spartakusbund）和共產黨人認為威爾遜計劃建立的國際秩序是“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最大阻力。只不過，隨著納粹1933年最終上臺，德國二、三十年代的“反美主義”更多被涂上了右翼的褐色顏料。

文化“反美主義”

19世紀末20世紀初，來自新大陸的“大眾文化”（Massenkultur）帶著其特有的現代化活力和魅力在歐羅巴登陸，對歐洲傳統的“雅致文化”（亦稱“精英文化”，“純粹文化”，“典范文化”）及其代表階層“貴族”構成了巨大的挑戰和沖擊。

20世紀之前的歐洲政治史其實就是一部貴族史。在此前的上千年歷史中，歐洲貴族階層主宰著政局，引領著文化。特別是在中世紀長期主導神圣羅帝國的德國貴族，不僅與歐洲其他王朝有著血脈關系，而且還自視是貴族中的貴族和精英文化的化身，即便在英法建立了資產階級統治后，他們依然牢牢操控著德意志諸邦。

但是，這種“精英文化”只有在威權和皇權體制下才能得以延續和維持，也就是說，精英們必須掌握政治的統治權和文化的引領權。隨著一戰后歐洲帝制的崩潰和民主意識的普及，“美國式”大眾文化在歐洲舊大陸的傳播已勢不可擋。

傳統上趨于保守的德國人也開始接受甚至著迷于爵士音樂，美國流行歌手的歌曲到處可聞，好萊塢影片深受民眾的歡迎，影院文化漸漸走俏。

亨利·福特（Henry Ford）的自傳1923年在德國出版后，這位美國企業家的裝配流水線技術很快被德國大企業采納。泰勒（Frederick Taylor）的“效率模式”也受到工業家們的青睞。體現在“道威斯計劃”和“揚格計劃”中的“信用創新”也很快被德國人接受。

難怪法國學者安德烈·西格弗里德（André Siegfried）曾主張把德國從歐洲整體中排除出去，因為在他眼里，德國已變成“歐洲的美國”。

如果說“反猶主義”（Antisemetismus）扎根于歐洲和德國的宗教傳統中的話，那么，“反美主義”的源頭則完全可以在德國的文化優越感中找到。

對自身文化極度驕傲的貴族們最先和最深感受到“大眾文化”的沖擊，因而也最鄙視和最反對這種被他們視為“下里巴人”的所謂“新文化”。換而言之，德國的“文化反美”最開始并非出于對美國文化的了解，而是出自一種“危機感”，即自己的“雅致文化”受到沖擊、挑戰和滲透后產生的一種本能反應。

出于這種本能或傲慢與偏見，德國的“反美主義”具體表現如下：一方面竭力貶低和污名化美國的“大眾文化”，最典型的說辭就是“美國是沒有文化和歷史的精神沙漠”；另一方面則大力突出和弘揚德意志文化的精神和價值觀。

譬如剛進入20世紀就與世長辭的尼采，雖未親眼目睹美國“大眾文化”在德國的泛濫，卻以一個哲學家的敏銳預感到了這一趨勢。他把美國工業和技術的威力批評為一種精神的空虛，美國人喘不過氣的勞作是新世界獨一無二的罪惡。

早在一戰之前，美國大眾文化就顯現出了向歐洲蔓延的勢頭，德國知識精英與其他歐洲國家的同行一道發出了抵制美國“大眾文化”傳播的呼聲。德國著名歷史學家諾爾特（Ernst Nolte）甚至認為，希特勒的納粹主義本身不是對布爾什維克威脅的回應，而是對“美國模式”的一種對抗。

由此可見，德國的“反美主義”歸根結底是一種“文化保護主義”的表現，而且歷來都是由精英引領的。譬如，早期的“文化貶低”源自貴族階層，后來的政治“反美”來自左右極端政黨，甚至還包括中產階級和知識界。

1915年，德國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松姆巴特（Werner Sombart）發表《商人與英雄》（H?ndler und Helden）一文。

松姆巴特：“商人做交易，英雄作犧牲”

他對英國的“重商主義”與德國的“英雄主義”進行了對比，洋洋灑灑列舉了數千年以來對“資本家和商業主義者”（Kapitalisten und "Kommerzialisten"）的不良印象（也包括成見），得出“商人做交易，英雄作犧牲” （Der H?ndler macht ein Gesch?ft, der Held bringt ein Opfer）、“商人張口即權利，英雄所言皆義務”（Der H?ndler spricht nur von Rechten, der Held nur von Pflichten, die er hat.）的“兩極化”結論。

一篇抨擊英國“重商主義”的文章，后來怎么會變成“反美主義”的重要思想源泉呢？

德國文化精英的的邏輯是：既然英國是“商人”，那么，與英國一脈相承且體積更大的美國自然就是“超級商人”（Superh?ndler），是更大的唯利是圖者。

由于右翼主導的“反美主義”主要服務于“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思潮，所以，松姆巴特強調德意志文化和精神傳統的理論被披上“愛國主義”外衣也就不足為奇了。

另一個德國知識分子反美代表是一個叫哈菲爾德（Adolf Halfeld）的記者。他在一戰后受雇多家德國媒體，常駐美國。1927年，他發表了一本暢銷書《美國與美國化 —— 一個德國人和歐洲人的批判性審視》。該書至今仍被視為上世紀二十年代德國“反美主義”的經典之作。

與今日西方很多駐外記者一樣，哈菲爾德也沒有去增進不同文化之間的相互了解，而是用高高在上的姿態去強化偏見和成見。他雖然承認大機器生產“無疑是偉大的新生事物”（gewiss etwas gro?artig Neues），卻把目光只盯著其負面效應，指出“規則的至高無上”意味著“自由意志的消亡”。他用栩栩如生的寫作手法，迎合了德國人中業已存在的觀點：德國高雅的精神文化與美國墮落的物質文明之間橫臥著一道無法逾越的深壑（ein unüberbrückbarer Abgrund）。

希特勒上臺前夕，哈菲爾德返回德國，并于1939年加入納粹黨。他生前一直從事報業工作，沒有停止過寫作和翻譯。

那么，這一時期德國“文化反美” 與“政治反美”合流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筆者認為主要有以下四個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