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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德國知識分子的眼里，美國既沒有文化精英、也沒有公務員階層，那里的工人階級還缺乏政治覺悟。可就是這么一個把追逐物質當作成功標準的社會模式，其經濟竟然在具有悠久人文傳統的歐洲影響越來越大。這讓德國知識界感到不解、沮喪、甚至恐慌，所以，他們把“美國范”視為很難與歐洲和德國思想模式相融合的“新物滲透”（Eindringling von einer Neuartigkeit）。

2）“美國化”已與“現代化”畫上等號：如藝術領域的包豪斯風格（Bauhaus）、經濟領域的“優化”機制（Rationalisierung）、政治領域的“政黨政治”（Parteienstaat）等。德國知識界認為，德國的政治、文化和經濟根基正受到很大的沖擊和嚴重的威脅，而戰敗后的德國社會似乎已失去抵抗能力，而且正自覺地接受“美國化”。

3）在不少文化精英的眼里，美式現代化是一種“墮落現象”（Verfallserscheinung），因此，反美就必須反現代化。被稱為“保守革命”思想大師的斯賓格勒（Oswald Sprengler）在其主要著作《西方的沒落》（der Untergang des Abendlandes）一書中警告文化“衰落”（Verfall）的危險。這里的“文化”特指舊大陸的“精神價值”和德意志的“民族身份認同”。

4）魏瑪時期的德國還在舔著一戰留下的傷口。在德國精英的眼里，這場戰爭也是為了爭取“德意志的民族自由”（deutsche Freiheit），亦即政治和文化意義上的德意志民族的獨立生存權。美國的參戰不僅碾碎了德國的這個“初愿”，而且還在戰后不斷增加對德國的影響。在這里，“反美主義”被逐漸上升到“保護德意志文化純潔性和增強民族身份認同感”的高度。右翼直接罵魏瑪共和國是“非德意志的美國舶來品”，認為必須消滅這個“美國化”了的政治體制。

“文化反美” 與“政治反美”合流，形成巨大的影響力。它不僅體現在對美國的態度上，也反映在國內的政治斗爭中：右翼的反美與民族主義掛鉤，左翼的反美則站在國際主義立場上。也正是出于這個原因，右翼勢力往往喜歡把“美國化”和“布爾什維克主義”視為沖擊和破壞“民族性”的同類事物，納粹則干脆把兩者定性為“猶太人陰謀”（Weltjudentum）的具體表現。

冷戰及后冷戰時期的“反美主義”

由于美國的再次介入，德國稱霸歐洲乃至世界的野心化為泡影。與一戰之后的情況不同，德國這次敗得如此徹底，以至于幾乎完全喪失了“反美”的資本。隨后的“冷戰”格局導致歐洲和德國在“鐵幕”之下一分為二。

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東德）被納入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大家庭，“反美主義” 在這里取得了類似“國教”的地位，成為其立國之本和施政義務，并與“民族主義”完全脫鉤。

德意志聯邦共和國（西德）在政治上則照搬了“民主憲政”制度，意識形態方面徹底加入冷戰反蘇陣營，經濟上在“馬歇爾計劃”之后徹底“美元化”，生活方式方面也不可逆轉地受到美國“大眾文化”的影響。“反美主義”貌似偃旗息鼓，斷層明顯，原先反美的右翼保守勢力轉而變成親美，而冷戰時期的“外來威脅”也強化了這種親美態度。其實，“親美”也是一種依賴美國保護的生存需求。

盡管如此，西德精英階層對美國文化產品的抵制情緒在20世紀50年代漸漸彌漫開來。當時的西德人實際上同時在幾條戰線上“作戰”：一是對法西斯歷史的反思（“去納粹化”）；二是與冷戰敵人的斗爭；三是抵制美國式消費文化。

20世紀六十年代中后期，這股抵制美國的“潛能”終于再次公開爆發，并最終成為一場聲勢浩大的社會運動。

歐洲上世紀六十年代的反越戰游行

德國二十世紀“反美主義”的兩次高潮（1920/30年代主要由右翼主導的“反美主義”和1960至1980年代由左翼引領的“反美主義”）既有相同之處，亦有不同特點。

相同之處包括對“美元帝國主義”的批判、對本國上層建筑（政治體制、資產階級自由主義及其價值觀等）的否定以及對受壓迫民族的同理心（1933年亞瑟·穆勒的“與后起民族共命運”理論和六十年代的“團結第三世界”理論）。

不同特點是，戰后聯邦德國要比戰前魏瑪共和國的“美國化”程度深得多。左翼主導的“反美”以青年學生為主力，他們從左派國際大聯合的角度出發，甘愿與為建設一個更美好更和平的美利堅而抗議的美國同齡人為伍，共同反對美國支持南越類似希特勒納粹的法西斯政府，視越戰為一場“階級戰爭”（Klassenkrieg）。

從中亦可見，六十年代的德國“政治反美”已從“文化反美”中剝離開來，并在1980/90年代與“和平主義”潮流對接掛鉤。這也是綠黨誕生、發展與壯大的歷史大背景。

這階段的反美和平主義者認為，鑒于德國發動過兩次世界大戰，并犯下嚴重的反人類罪行，德國人今后決不能再動用武力，哪怕有聯合國或歐洲組織的授權。他們普遍反對北約部署中程導彈（“雙重協議”），反對介入兩伊戰爭等。和魏瑪時期一樣，反美主義者也罵聯邦德國政府是“美國產物”（Amerikanisches Erzeugnis），只不過指向不再是德國的政治體制，而是對美國的依賴。

新時期的“反美主義”出現過兩次低潮：1）美國對1989/90年德國重新統一的支持再次喚起德國人對美國的感恩之心。2）2001年9月11日“基地組織”對美國的襲擊引發了德國人對美國的同情之心。

然而，這兩次“間歇”時間很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