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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雁默】

最近西方主流媒體吹起一陣“捧中”風，沒多久，臺媒就轉載了一篇陸媒的文章《警惕！西方，可能在捧殺中國！》，原本眼快，看成“棒殺”，再看一次，咦？原來是“捧殺”。由于臺灣甚少使用這個詞兒，于是查了查典故。

除了魯迅在1934年寫的《罵殺與捧殺》，辭典里特別指出其原始典故出于“風俗通”: 長吏馬肥，觀者快之，乘者喜其言，驅馳不已，至于瘠死。亦即，別人夸你馬好，你心中飄飄然，于是驅馳馬兒狂奔，直到馬累死。

北大校長蔡元培在“五四運動”時，為了怕給保守政府懲戒北大的理由，而阻止學生參加運動，但擋不住學生們的愛國情緒，于是留下了一張字條辭職而去，上面寫著“殺君馬者道旁兒”。學生們將自由派的蔡元培視為精神領袖，但群起參與運動的結果，反讓政府有借口摧毀這個精神象征。

捧你，是為了殺你，或是反而造成了殺你的結果，風俗通這典故寓意頗深，確實貼切時下西方“捧中國”表象后的危險本質。

現在的西方，猶如深陷家道中落危機的貴族，他們在許多客觀事物上，逐一被中國追上或超越，連一向自豪的“民主、自由、人權”基本價值，都在動搖。而更令人難堪的是，西方最強的美國，選出了一個看起來是敗家子的特朗普，對許多西方精英來說，這就好像拿著刀子在已顯疲弱的西方身上猛戳，中國則成為了收割者。

以沒落貴族的心態看中國，中國就是暴發戶，急欲取代舊霸權的新霸權，偏偏中國走的是迥異于西方霸權的路，這愈發使得深陷危機感的白人精英們，多用斜眼看中國“崛起”，而不是用正眼看中國“復興”。

因而，西方捧中國的心態，很大程度上是在怨自己不爭氣，譏中國只是運氣好下對了注，而不是認為中國真的具有什么優秀的特質。雖然不能一竿子打翻一船人，西方還是有真心服氣中國者，但這種人十分稀少，因為西方只是剛剛發覺自己可能在衰落的進程里，已經沒了優越感的西方人本來就不多。這使得一切對中國的“捧”，都顯得有點歪斜，有點“別有所圖”，有點酸。

暴發戶是指貧者突然成了富者，中國不是暴發戶，而是曾經的富貴人家，所以不是暴發戶崛起，而是曾經失敗的豪門重新振作。兩種概念的不同在于，后者是有著寶貴失敗經驗的，而前者沒有。

看清這一點，西方精英才能明白“捧殺”中國沒有想像中容易，而這很明顯可以從“受捧卻不敢領情”的中國輿論上看得出來。

正因為以前挫敗過，所以現在不敢飄飄然。

正因為還自認有所不足，所以不敢飄飄然。

反駁 v.s. 干涉

對現在的中國人而言，無論是以前西方的貶或今日西方的捧，其共同之處，都在于對中國的不了解、誤解與曲解。有些西方精英以為現在中國財大氣粗了，想以新的霸者姿態壓制西方，新的游戲規則統治世界，其謬甚也。

今天的中國，不過是想“反駁”而已，反駁西方長期對中國的曲見，反駁西方在思想與價值上的優越心態，因為我們一直都有自己獨特的傳統與見解。

西方將今天中國人的反駁，歸結為他們早已視為落伍的民族主義，例如《紐約時報》刊載的一篇《中國民族主義攪動澳洲學術自由》(Chinese Nationalism Jostles With Academic Freedom in Australia)。Jostle有推擠，沖撞，爭奪之意，用在這里，我會翻譯成“干涉”而不是“攪動”。

事件起因是澳大利亞商學課的定期測驗，其中一個問題的答案是：中國官員只是在不小心或喝醉酒時才說實話。此題引起了中國留學生的不滿，也連帶引起了中國媒體的注意，最終肇事的教授被校方停止了職權。

話鋒一轉，這篇社論直指美國的大學也與澳大利亞一樣，為了“生意”而不得不犧牲學術自由，“受辱式”地容忍民族意識強大的“富有中國留學生”。該文指出，大學校方的困擾是，要分辨中國學生到底是“對西方批判性的辯論缺乏經驗”還是“受官方操控”？

此文并一再強調，中國留學生高漲的民族情緒，以及官方在背后的支援，“給社會帶來了挑戰”，也給澳大利亞帶來了深深的焦慮，焦慮中國影響力在國家安全上的隱憂。

簡言之，此文作者顯然認為大學應該硬起來，捍衛學術自由，不要向“中國民族主義”低頭。西方教育很注重辯論的自由性，對于中國留學生的“思想挑戰”，他們顯然以干涉學術自由解讀之，并形成一種“民族主義 v.s.自由主義”的煙硝氛圍。

讀完此文，我的疑問是：為何中國觀點，被排除在學術自由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