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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尤一唯】

高壓、受虐待、性騷擾。——這是近日東京電視臺披露的中國研修生在日本遭受的處境。另外，根據日本《產經新聞》的報道，2011年至2016年的五年間，“失蹤”研修生人數不斷增加，“失蹤”的中國研修生已累計超過一萬人。

而與這些悲慘遭遇并行不悖的，是兩個讓日本社會頗為擔憂的數據：

根據日本厚生勞動省發布的數據，2016年日本新生兒人數為98萬1千人，相比2015年減少了2萬人以上，這也是日本政府自1899年首次進行全國人口統計以來，該數字首次跌破年度100萬人次。考慮到20世紀前期日本的人口基數遠小于當下，便可知該數字的震撼性了（1900年日本人口約為4300萬）。

另一方面，由于苦于勞動力短缺，即使是在反移民情緒席卷全球的形勢之下，在日本的外國勞動者數量仍突破了100萬人大關。2016年10月底的外國人勞動者數量達到108萬3769人（日本厚生勞動省），增幅達到19.4%、連續四年刷新了記錄。

而在日外勞這個群體也漸漸被日本媒體和社會所關心，那么實習生的不幸遭遇以及失蹤，和日本的外勞政策之間又存在什么聯系呢？

中國研修生被曝在日遭壓榨 干臟活還被性騷擾

在日外勞的“金字塔結構”

由于日本禁止以單純勞動為目的的簽證，政府擔心民眾對于移民的反彈，也不敢公開承認對外國勞動力的需求，因此外國人在日本國內工作必須獲得工作許可的資格，而工作資格的種類便界定了外勞的地位所在。我們也可以從日本政府對該制度的設計，推斷出日本對于外勞問題的真正看法。

2015年起，日本政府創設了參考學歷、年收入等項目進行評分的“高度專門職”資格，若被外勞認定為“高度專門職”，便可以攜帶家屬永久居住于日本，等同于持有永住權。原本外國人在日本取得永住權原則上需要十年以上的工作時間，2012年起縮短為5年，而此項制度更是將時間縮短到1年。

到2016年10月，持有該資格者已經達到了6298人（其中65%為中國人），日本政府的計劃是在2020年之前將這個群體擴大到1萬人以上。由于這個群體可以在政治以外享受一切與日本人同等的待遇，數量也是鳳毛麟角，因此被看作是外勞群體金字塔的塔尖。

而塔尖之下便是所謂的“專業·技術領域在留資格”，該類資格持有者占外勞的比例約為18%，達到15萬余人。日本大學畢業的外國留學生每年在日本國內就業的人數約為1萬7千多人（2016年的統計數據），也是第二等級的生力軍和第一等級的預備軍。雖然這其中規定資格限于藝術、宗教、報道、醫療、研究等表面上看起來近似于白領的工作，但也不乏部分實質上從事著低階體力勞動的人群。

鑒于該群體中在未來能晉升為高度人才的群體極少（若考慮日本政府計劃的2020年以前1萬多人的計劃，其中除去現有的高度資格持有者，能晉升至塔尖的不超過該群體人數的5%），因此也難以被認為是外勞中的白領。

而上述之外資格持有的勞動者，無不例外地隸屬于低階勞動力市場。

過去日本政府為了避開社會對于移民的反感，開辟了所謂的“基于身份的在留資格”。也就是針對巴西、秘魯等國日本移民的后裔，他們可以基于自己的身份（國際）在日本工作。由于日本移民的后裔被日本視為“自己人”，因此在日本社會受到的反對聲音也相對較小。日本移民的后裔曾經是日本制造業的生力軍，在2012年一度達到外勞總數的45%；但由于雖然同為“日本人”，因后天生長環境不同導致文化差異，以及子女的語言、教育問題而無法融入當地社區。日裔勞動者正在紛紛離去，近年來這個數字下降到38%，并有可能持續下降。

而增幅最大的工作資格是所謂的“資格外活動”。在2016年同比2012年數量翻倍，接近24萬人，在全體的比例也由15.9%上升到22.1%。（近年來仍保持快速上升，2015、2016年的增速分別為31.1%和24.6%）該資格的持有者大部分是留學生，其中不僅包括正規大學的在籍學生，也包括專門學校和語言學校的學生。由于留學生表面上持有的是留學簽證，因此在日本工作被稱為“資格外”的活動。雖然法律規定留學生每周只能工作28小時以內，但該規定形同虛設，實質上每周工作時間超過以上規定的學生也為數不少。

根據筆者經驗，日本政府對該法宣傳的不足以及出于對人手的需要，導致多數經營者對遵守該法的意識淡薄；此外即使工作現場老板嚴格遵守該規定，但若學生打多份工的話便可以巧妙地回避以上規定；另外許多小型服務業經營者通過現金發放以及不走正規的報稅程序，也可以逃離到政府的監管范圍之外。

在日外勞之中，越南人、尼泊爾人持“資格外活動”工作的比率最高（分別為43.3%和61.2%）。因此日本居酒屋、便利店中曾經中國留學生的面孔也正在為越南、尼泊爾人所取代。可以推測其中應該有不少假借“留學”名義來日本工作的案例。

鑒于每年能從該留學生資格中脫身進入在日工作“白領”階層的人數不過1萬多人（比例在10%以下，而由留學資格轉為白領的60%以上是中國人），對于其余大多數人而言，回母國工作或繼續充當低階勞動力是他們的唯一選擇。

而近來成為輿論關注焦點的實習生制度，雖然表面上聲稱對發展中國家進行“技術轉移”和“國際貢獻”，但實質上實習生大多從事著俗稱“搬磚”的體力活。出于業者的呼聲以及對勞動力的需求，去年11月日本國會正式決定擴充外國人機能實習制度（簡稱實習制度）。除了在職業種類中加入“護理”之外，還將期限從3年延長為最長5年。但由于該制度存在的諸多問題，21萬人的實習生數目在近年來并未出現明顯增長，占外國勞動者比例的1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