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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是一個方面，缺乏興趣是另一個重要的問題。哪怕是就讀博士的學生，有志于從事科研工作的比例也越來越低。很多學生對科研沒有興趣，這種內生動力的區別，是很難通過教育技巧進行彌補的，何況大部分博士生導師的教育技巧又遠不如初高中、小學教師。

可怕的是，這種現象已經持續一段時間了。北京大學的一個課題組根據一定標準對2000~2004年我國博士生生源質量進行評估，認為是基本持平。但問卷調研則顯示僅有28.2%的導師認為有提高，30.9%認為是基本持平，40.9%認為是有所下降。

現在當年的博士變成導師，還是認為博士生源質量進步緩慢。很多導師也在想如何讓他們眼中并不甚滿意的新學生，完成越來越高的畢業要求。

和社會大眾的一般想象不同，很多教授是非常反對不提供宿舍等影響學生福利的舉措的，也非常反對制度性推延遲畢業。因為這些措施都會推高博士生進入門檻，最終將好學刻苦卻家庭條件不好的學生拒之門外，反而劣化了博士生生源及培養難度。

《博士研究生退出和延期的數據測算與討論》指出，2013年博士生延期人數與博士生在學人數比達到峰值38.41%。這意味著有38.41%的在學博士生未能按期完成學業（以下簡稱延期率），后面年份的延期率一直穩中有降。

博士生延期人數

值得注意的是，該研究針對的是一般水平。有一項研究指出，2007年北京大學博士延期率是44.98%。另一項研究報告則是，北京大學2010年博士的延期率大約是50%。

從2014年開始，延期率開始緩慢下降，但博士分流退出人數及占比卻總體上升，至今也在2%左右。這可能與福利待遇相對下降有關，當師生比發生明顯變化，博士畢業年限必然增加。在2010年前，博士生福利待遇較社會平均仍相對較高，因此求學意愿仍然較高。

博士生分流退出人數

2010年前后，博士生福利待遇的吸引力下降，但增加的招生名額使得更多暫時不愿就業的學生讀博，這些人日后就成為博士分流退出的主力。

這些研究結果，恰好生動說明以為責任下壓就能辦好一切的思想是多么荒謬。提高研究生畢業要求，既能調動學習的積極性，也能招來更多不怕退學的研究生。

研究生培養存在五個利益相關方：學生、導師、大學、教育部門、（招聘）單位。應該說這五方的根本利益是完全一致的，但很多試圖提升培養質量的舉措，卻讓我們看到隔閡和裂紋在加深。

比如導師決定權，學生、大學和（招聘）單位都不希望導師的否決權不受限制，理由也很好理解。

于是有學校試行集體招生，然后導師就有話說了：“大家集體招進來的學生已經‘跑路了’，他在申請博士資格的同時還報考公務員，考上以后已經打算去上班了”，“都是新制度鬧出來的，以前怎么有這樣的事情”，“大家集體決策，結果影響我個人”。

至于集體培養，教育部門則表示：萬一出現了學術不端，你們都說不清楚具體情況，我該找誰追責？

再說嚴格要求，提高培養質量。一般來說，學生首先一萬個不愿意，早工作一年早賺錢，越早畢業對于走學術道路越有利。導師也不是都愿意，畢竟實驗資源和精力是有限的，靠有限的資源讓更多的學生達到更高的要求壓力太大。

教育部門則委屈我年年提高要求，還有人指責質量一屆不如一屆，我要放松要求那還了得？大學則是最熱衷提升要求的，畢竟辦學質量全靠學術成果，不提升要求，導師和學生怎么有動力寫出更多更好的論文？

手中握有較多招生指標的資深教授認為，提高培養要求，就要讓學生增加在實驗室的時間。而沒有招生指標的年輕教師則認為，提高培養要求，就要讓學生多聽我講講學術前沿，一定要增加課時和學分。

企業的要求最為矛盾，一方面希望學生增加對新技術的把握，但更青睞實習經歷和時長都表現出色的學生。

類似激烈的分歧還存在且不限于這些方面：學生福利，研究生該不該建立勞動制度及勞動保障，該不該推廣專業型博士，學校和導師能不能、該不該出具學生的培養表現等等。

不難發現，這一切的背后都隱含著一個關鍵——研究生培養缺乏客觀標準。這導致理性討論缺乏基礎，各方訴求難免極化。也難怪每次高校出現相關事情時，充斥著喊口號式的情緒宣泄，而鮮有理性務實地討論。

同時極化的表述，也使得每一項最終決策往往主要主張其中一方的權益，其中學生、導師抗風險能力最弱，因而對任何改變都最為敏感。為了爭取自己的利益，情緒也表現地最激烈，并渴望顛覆性的政策。

過去的事實已經證明這一點，確定導師負責制是這樣，在“985”“211”外開啟“雙一流”建設也是這樣，“破四唯”、“一省一校”、“對口支援西部高校”、“教育國際化”等等還是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