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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轉型升級是根本方法

列舉各方的難處，并不是為了和稀泥、營造一個“大家本意都是好的”的氛圍，而是嘗試引出基本矛盾。

聊到中國高等教育，“學歷貶值”是一個繞不過去的詞，學生在說，家長在說，用人單位也在說。除了教育部門，幾乎所有相關方都在默契地使用這個概念。

一個概念能成為一種現象，說明是反映社會現實的，但用來解釋相關問題則不符合經濟的基礎邏輯。

假設一個社會中存在10萬名存量博士，而一個博士創造的價值（不計成本）是50萬元，企業為其支付18萬元的報酬是非常合理的。后來經過一段時間的擴招，社會中的存量博士增加到20萬名；由于邊際效應，這時候博士創造的價值減少到45萬元。但由于市場慣性，博士薪酬保持在18萬元沒毛病。

這里還沒有考慮一般情況下，博士進入產業界往往創造出更多高科技人才的崗位需求。

也就是說，研究生的“稀缺度”被“稀釋”，主要體現在新畢業的學生不能很快進入領導崗位，而不是與前輩差幾屆就在職場薪酬、甚至就業機會上出現斷崖式下降。這才是世界研究生培養史的一般規律。

西方高等教育先發國家建立博士甚至本科制度，基本都經過幾十年的小規模試點。美國的第一屆本科生中就有人因為不知道學位有什么用，依然像父輩一樣在農莊種田度過一生的。而中國現行的研究生制度基本上是在“科學的春天”中用一兩年時間奠定主要框架的，在與市場接軌方面存在先天不足。

另一方面，中國的企業普遍也沒有能力量化評估研究生的能力，大量研究生在就業時涌入了只需較低學歷的崗位，甚至缺乏勝任崗位的職業技能。既加劇了教育“內卷”，又對擴招人數缺乏合理的制約。而教育階段的“內卷”，又影響了畢業生的社會適應能力和職業技能。

筆者與不少企業管理者打過交道，他們幾乎都認為自己的企業不看重學歷，只尊重真才實學。然而，同樣是這些企業，卻從未以接近博士的待遇，招聘過博士退出的學生。它們在招聘時，為了減少篩選成本，無一不是按學位將畢業生的簡歷分為兩級或三級，還要至少區分出名牌大學和普通大學兩個標簽。

如今被一些人視為敢講真話的志愿填報自媒體博主張雪峰，第一次出圈就是在2018年的綜藝《我是演說家》。他從幾個刁鉆角度，怒懟自認職場不存在學歷（實際上是學位）歧視的企業家，并力證在招聘中存在學歷崇拜。當時，網友就紛紛表示“太真實了”。

張雪峰力證學歷（實際上是學位）的重要性

可見，有相當一部分企業家甚至不了解自己公司的人才招聘策略，指望他們能夠客觀量化評價研究生培養的質量是不現實的。

如果企事業單位、甚至只是規模以上的企業能夠在招聘時合理量化評價研究生，很多問題早就在市場機制中迎刃而解了。例如，如果企業招聘是合理量化，還會有因為導師“卡畢業”而產生如此多具有沖擊力的社會新聞嗎？

事實是，中國的企業幾乎不按照碩士以上博士以下的待遇考慮中途退出的博士生，更多按照較碩士還降半等的待遇進行考量，最終連碩士待遇都比不上。在強調學位的同時，看輕學歷才是常態。

因此，真才實學不如學位在手，早一年畢業，就業機會、就業起點和發展機會都明顯更有利，才是如今研究生的就業現狀。筆者就親見多位成果豐碩的博士，就因為比自己師兄姐晚了一到兩屆，就沒能獲得同一檔次院校的教職。

在此大環境之下，學位崇拜怎能不大行其道，學風怎能不浮躁，圍繞學位的斗爭怎會不牽動人心？高等教育的改革，也因此始終擺脫不了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的問題，效果總是不盡如人意。

同樣的，如果一個領域有大量來自企業的學者發表文獻、參與研究，學術不端將很容易被發現，來自高校的研究也會更嚴謹。

盡管對多數企業當前評價科技人才的能力持保留態度，我們一定不能輕視企業在引導高等教育發展中的作用。

在2008年以前，企業招聘基本上重視學校遠勝于專業，造成一大批熱愛軍工或基礎科學、但考分相對較低的學生，難以得到對應培養。而很多高分學生其實沒有從事相關行業的想法，導致資源的錯配。家境貧寒的學生，又因為這些專業課程壓力過大，很難為勤工儉學留出空間，在物質極度貧乏的狀態下度過學生時代。

隨著企業的招聘模式向“專業與學校并重”，甚至“強勢學科優于名牌大學”轉變，目前這樣的錯配已經減少很多，像考古這樣的學科基本實現“少而精”的培養方式。為了吸引優秀的貧困學生投身基礎研究，國家和高校紛紛推出類似“強基計劃”的政策，改善了他們在校生活。

這些向好的改變，其實都是在沒有太多行政指令之下，很大程度上依賴自發調節而完成的。這也恰恰證明企業的作用怎能被低估？

企業這么重要，但不是所有企業都有助于實現對培養質量的第三方量化評估，能發揮作用的企業一定是完成了產業轉型升級，以科技創新作為重要增長力量的高質量企業。

可惜的是，目前這樣的企業還太少。根據教育部的數據，2013~2018年在國家科技三大獎通用項目中，高校獲獎數占全國總數70%以上，產出社科重大成果比例占全國80%以上，專利申請數年均增長20%左右。

高校以全國9.4%的研發人員、7%的研發經費，發表了全國80%以上的SCI論文。高校科研經費總額達到6531億元，牽頭承擔80%以上的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和一大批“973”、“863”等國家重大科研任務。

在數據面前，不宜清高地認為高校搞的是“假把式”和“繡花枕頭”。哪怕只看資本指標，很多企業同樣表現不佳。

2024年開年A股四連跌，創業板指數周跌幅超5%的市場行情同樣引人關注。很多股民在自媒體平臺咒罵A股及A股管理機構。

很多從A股退市的企業，多年平均年利潤率不足7%，考慮到股市通常會看多企業估值，說明分紅率比7%還要低一些，這真是嚴格考驗股民的投資意識。因此，A股確實有管理問題，但不能低估企業的利潤率與其龐大的資產規模不成正比的問題。

有時，一個政策誤讀，一個小型市場恐慌，行業龍頭企業一天就跌去一兩年的凈利潤。這說明很多企業仍未完成高質量轉型，盡管其資產規模已經是世界一流，但利潤率等代表活力的指標還不是一流的。

當然，我們也有華為、紫光、長江存儲等一大批充滿活力的企業。在研究生培養目標轉變及產業升級的過程中，我們要依賴它們，但也不能忘記鞭策前者。只有相當一部分企業完成產業競爭力升級，研究生培養質量才能有較為客觀的第三方評價，屆時深化高等教育改革就是順水推舟。

如果將提升培養質量等價于一味逼迫學生和學校，那么未來研究生的培養環境恐怕會愈發惡化，違背以人為本的教育本懷，難免事倍功半；甚至違背育才是為了興國的根本邏輯，陷入為了達標而達標的怪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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