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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教師選拔、晉升機制不連貫

如今從成為講師或者特聘人員，拿到競爭編制的入場券，到完成相應的考核拿到編制，在很多一本高校其實成功率已經不到一半了，部分極端的高校只有10%左右甚至更低。

而能拿到入場券的人，已經都是大眾眼里“別人家的孩子”、“卷王”了，基本上必須要有國內外頂級高校的博士學位，還要有耀眼的學術發表成果，最好在學術界擁有良好的社交關系并獲得前輩的鼎立推薦。不少高校還很看重第一學歷，那就要求從高中開始就要一直優秀。

以上條件若有一條不滿足，那學術發表成果的要求還要比一般人高得多。至于滿足不了學術發表要求的，則往往一票否決。反過來說，在“僧多粥少”的情況下，高校如果特事特辦放寬對某些學者的發表要求，反而會被懷疑是私相授受“量身定制”的結果。

有資格參與高校教師選拔的條件不僅高，而且近幾年由于“僧多粥少”的情況加劇，哪怕時間節點只相差一年，選拔條件也有可能又增加不少。這一現象反過來又加劇高校用人中的年齡歧視，讓有志于科研者缺乏容錯空間，更加如履薄冰、謹小慎微。

一方面是有志于科研者普遍內卷，另一方面是缺乏容錯機制，這就導致高校教師選拔、晉升機制不連貫造成的危害更加突出和尖銳。

目前在研究生培養中，碩士更加強調掌握科研技能，博士則要產出具有一定創新性的成果，理論上要求有一定的獨立科研能力。在這個階段里，如果具有一定的學術發表成果，那就能拿到成為高校教師的入場券。

目前大部分高校都采取“非升即走”的選拔機制，也就是說先將符合要求的聘用為臨時崗位，經過一段時間（通常是五年）后，如果科研成果質量達不到學校的要求，則不能獲得該校的教學編制，也不能留任在先前聘用的臨時崗位上。

當然，和采取類似制度的美國高校相比，國內一些高校增加了保底機制。例如，沒有通過“非升即走”的可以獲得實驗室管理員或者助教等崗位，有個別高校還可轉到輔導員這樣的行政崗。

獲得教學編制之后，后續的競爭主要圍繞能否長期產生高質量科研成果、成果與科學前沿的相關性、成果與國家需要的匹配度等三個方面展開。

可能在一些人看來，這樣的選拔和晉升體系是循序漸進、秩序井然的，但實際上往往已經屬于更換賽道了，局部最優結果與全局最優很難協調出現，不僅造成大量學術資源的浪費，還導致學者的學術生命容易“猝死”。

理論上的學術選拔、競爭機制

以博士生培養為例，如果按照相關法律的要求，博士生相對獨立地開展科研，那么這些博士生畢業的時候，就很難達到高校的學術發表要求，連成為高校教師的入場券都拿不到。

為了多發好論文，增加成為高校教師的贏面，內部分工合作已成為很多課題組的常態，每個人只負責自己最擅長的部分，這樣才更有可能“量產”高水平論文。很多高校也鼓勵這種趨勢，反對甚至敵視學生自由探索。

因此，很多拿到入場券的臨聘教師，只是某一項學術技能非常突出，自主確定研究課題和設計實驗的能力并不突出。于是有的臨聘教師，干脆又在新的學校拜入優秀學術前輩的課題組，繼續維持與博士生期間類似的合作發表關系，以此達到學校的考核要求。

這就造成一種奇怪的現象，即臨聘教師雖然已經有過6~8年的學術經歷，而且考核期一般長達5年，但卻覺得考核期做不了什么明顯的創新。因為打下堅實基礎的博士生，很難成為臨聘教師；而成為臨聘教師的人，往往并沒有很好地打下基礎。

后面這類教師，傾向于對學生復制自己當年的那一套，強調學生只要掌握某項技能就行了，對學術生涯進行總體設計和指導學生的能力并不強。學生有可能發現自己即使在一門技術上花費大量時間后，導師規劃的研究課題卻做不通，甚至不具有可行性，不得不開始獨立研究時，已經無法按時畢業。

一旦出現這種情況，不僅意味著該學生從事學術工作的可能性劇烈下降，并影響在工業界的就業，而且將導致學生與老師的沖突迅速白熱化。

在拿到教師編制后，也會遇到類似的問題。

為了拿到編制，科研工作者往往熱衷于研究刮痧式的問題，這樣才能每年都有明確的進步，甚至按日計功。而那些更加深入和本質的問題，需要連續攻克若干個難點，甚至是非本專業的難點，才能取得明顯的進步。

比如說一個廚師，在水煮肉片的基礎上，今天搞一個水煮魚，明天搞一個水煮豆腐都不難。但如果要做一道滑嫩鮮香可與水煮肉片相媲美，但既不能高鹽也不能高油，成本還得類似的菜，那就很難了。

即使是做出來了，由于連續攻克若干個難點，這樣的論文想要既脈絡清晰又邏輯順暢，也是非常難寫的。再退一步說，就算寫出來了，由于這樣的論文讀起來思維負擔偏大，也是不容易被學術期刊接收并認識到價值的。最近大熱的文生視頻模型Sora的團隊在第一次投稿時，就因為類似的原因失敗了。

因此，符合國家需要或科學意義很大的研究，本身就不是那些刮痧式研究的發展和后續，而是涉及到重新學習和重新選題的問題。此時，由于需要考慮這些問題的高校教師已經有編制了，因此有一些就傾向于讓學生做不同的方向去試錯，這也是導致高校師生關系緊張的重要原因。

由于頻繁換道，產生最有價值的成果的時間反而一再推遲。每次換道將會產生很強的挫敗感，降低了科研的價值感，導致學者過早地喪失探索的興趣，喪失學術追求。

同時每次換道，補課任務和新的挑戰越來越大，違反了一般職業生涯先難后易的普遍規律，導致中國學術圈競技體育化，學者的學術生命不僅短，而且很容易突然終結。

高校教師自殺雖是個例，但高校師生的心理健康需要引起重視。如何在“拒絕崇高”的大背景下，重新定義高校教師和教書育人的價值已然是迫在眉睫。同時，不合理的選拔、晉升機制也到了需要改變的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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