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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者網：能不能展開談一下歐美最近對于反壟斷的嘗試，對我們可借鑒的地方？

于馨淼：從歐美最近的動作來看，他們并沒有像我們這樣的《平臺經濟反壟斷指南》，他們只是按照原有的反壟斷框架去調查和處罰。甚至有的歐美學者提出，應該首先梳理和明確涉及平臺經濟的限制競爭行為有效規制哪些問題是可以在現有框架下解決的，哪些問題是需要新的立法或制定相應指南來解決的。

當然，這些理論上的爭議并沒有妨礙歐美國家在平臺經濟領域反壟斷問題上動作不斷。比如在歐盟，歐洲委員會連續對谷歌做出反壟斷處罰，涉及谷歌購物、谷歌安卓系統和谷歌廣告聯盟，累計罰款8.25億歐元。再如德國《反限制競爭法》第10修正案，即所謂的數字化法于2021年1月份獲得通過等。如果說值得借鑒的地方，個人認為或許在我國《反壟斷法》修訂過程中更加注重對數據驅動型限制競爭行為的有效規制問題。

觀察者網：這次美國對臉書、歐盟對谷歌的處理過程中，還體現出一點，就是數字和全球化時代，行政或司法力量是否有針對技術巨頭的監管能力。

于馨淼：關于數據收集的問題，是非常非常復雜的反壟斷前沿問題。科技巨頭在數據的相關市場上是否占有市場支配地位？或者臉書涉及用戶數據收集，它和用戶簽訂的協議或者是用戶告知書，是否合法？在什么樣的情況下是非法的，這是非常有爭議的問題。甚至我們可以討論數據保護是不是應該成為反壟斷執法的一種理念或者目的。

再比如算法和壟斷行為的關系問題。涉及在線搜索引擎，存在極大爭議的是類似谷歌這樣的企業是否能夠人為干預搜索結果。

谷歌一般主張是搜索結果是基于算法產生自然結果，不存在歧視的問題；某個網站在搜索結果中排序降低基本原因是該網站相關服務質量或關注度下降。但實踐中，谷歌自己的相關服務的確經常出現在搜索結果排序的前列，從而使其競爭者處于不利地位。

就這個問題，歐委會2010年已經對谷歌展開了調查，即谷歌是否在免費和收費的搜索結果中歧視其他搜索服務提供商以及人為優待谷歌自己的服務等，繼而在2017年涉及谷歌購物的處罰決定中詳細分析了谷歌是否人為干預了相應的搜索結果。

資料圖來源：《金融時報》

再擴展一點，事實上我們和同濟相關人工智能研究團隊也探討過算法黑箱的問題。從專業角度講，算法確實存在黑箱，但也不排除人為可以干預的可能性，至少在數據輸出末端，是有可能人為干預的，但這也只是一種可能性。因此涉嫌限制競爭但基于算法的行為的有效規制，可能將成為新科技革命背景下反壟斷法執法的重大挑戰之一。

觀察者網：這可能涉及到執法能力的問題，因為生產力發展到今天，所謂司法執法必然涉及到大量交叉學科。這些技術巨頭本身就處于非常強大的地位，不管是從資本上、技術上，還是規模上，它們的力量都是超過很多國家的，那么對它們的監管是以政府的力量去監管，這就有一個力量對比的問題，如果在技術上沒有達到它的水平，是不可能去監管它的。

于馨淼：絕對是這樣的，包括歐委會和美國司法部去調查谷歌和Facebook，過程也非常艱難，需要很長的時間和很大的執法成本。所以我們現在對阿里的處罰決定書，這種規制行為我們應該鼓勵，至少我們現在已經有了這個現實的成功案例。

從反壟斷法有效執行的另一個角度，即私人執行的角度講，到目前為止，通過直接針對涉嫌限制競爭行為的平臺企業提起反壟斷訴訟，要求損害賠償的勝訴率幾乎為零。這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比如我們沒有舉證責任倒置的制度，所以不管是自然人還是企業，要對抗一個壟斷巨頭的話，或許沒有足夠的資源去擔負證明責任；

其次，我們也沒有三倍賠償制度，經濟上來說無法激勵自然人或企業投入足夠的資源去完成極為復雜和曠日持久的訴訟程序；

第三，我們也沒有跟隨訴訟制度，比如阿里這個案子國家市場監管總局作出了處罰，那么所有“二選一”的受害者也無法依據這樣一個處罰決定到法院去主張賠償。

我們采用的是更類似歐盟或德國的執行體系，即以行政執法為主，以私人訴訟為輔的模式，換句話說，基本只能依靠行政執法力量，那么對我們的行政執法團隊的要求就比較高。

現在歐盟也在討論如何強化私人訴訟的問題，可能會采用團體訴訟、附隨訴訟等等，在這方面，中歐之間有更多可以共同探討的話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