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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鐵就是違反防洪優先次序，把最優先防衛的骨干交通系統布置在最脆弱的地下的實踐，結果洪災來臨，第一個擊穿的就是城市的主動脈。鄭州地鐵和京廣隧道的災難就是這一防洪優先次序選擇的結果。一個相反的例子是廈門的BRT系統。廈門地處沿海，平常地下水位就較高，很多隧道工程都需要持續性抽水。對電力可靠性有非常高的要求，而供電本身就是極端情況下最脆弱的系統。何立峰主政廈門期間，提出了一個獨步全球的高架BRT系統。

這個系統位于城市排水生態鏈最頂端，對人工排水、照明、通風依賴很低。由于地面施工，無須專門車輛，造價低、建設快、運維省，2016年廈門BRT運營里程54公里，運量1.15億人次，每公里造價僅1.1億元，從開工到運營，時間不到1年。對比廈門6號線每公里的7.19億、北京16號線每公里的12億元，BRT是非常廉價的系統。現實中，廈門BRT也承擔比廈門地鐵更大的運量。這一高架BRT在包括莫蘭蒂臺風在內的歷次極端洪澇災害面前皆毫發無損。特別是由于運營成本極低，在票價3公里內0.3元，超過3公里僅0.1元的條件下，每年運營虧損僅1.5億元，相比地鐵每年的運營虧損大大減少。

但廈門BRT這種能抵抗高環境沖擊力大運量系統，由于技術簡陋，世界上沒有先例，直到今天也沒有得到認真總結和推廣。對高成本基礎設施的盲目迷信，限制了一些適用于中國環境的工程技術方案的創新。規劃業內只知道巴西庫里蒂巴的BRT，卻不知道廈門BRT早已超過庫里蒂巴一代！城市規劃是一門實用的學科，好的規劃方案是能夠解決問題，而不是看誰消費更多華而不實的“高科技”。

圖5 廈門BRT：適用的技術就是好技術

集中式與分布式

傳統防洪和現代防洪的最大差別在于前者是分布式的，后者是集中式的。隨著經濟發展和工程能力的提升，將城市作為一個整體進行規劃設計已經成為城市規劃中解決防洪、排澇的標準解決思路。傳統的分布式獨立應對超標洪水的方案漸漸被規劃忘記。但現實中，中國地域遼闊，適用于廈門的解決方案未必適用于鄭州這樣的北方地區。中國有著悠久的建城歷史，像鄭州這樣沒有地形可以利用的地區如何防洪，在黃河頻繁肆虐的中下游地區有著廣泛的實踐。

例如，“墻”這個元素曾經是古代中國非常普遍使用的營城工具。就以城墻為例，很多人把城墻視作單純的防御系統，其實在平原地區，城墻也是防洪系統的關鍵要素。從城市、到街區，乃至院落，每一個圍墻單元都可以視作一個分布式的防洪、排澇單元。這種低成本的防護技術，幫助古代城市、村落成功應對了一次次來自大自然的威脅。最經典的防洪系統就是故宮，可以說是中國古代城市防洪技術集大成者。從城墻到排水溝，從院落到建筑基座，景觀與風水，文化與功能，環環相扣。

圖6 傳統的智慧：2020年安徽壽縣古城封門防汛

今天的鄭州無論在規模和功能上，都遠遠超出古代任何城市，用城墻將這樣尺度的城市重新圍起來顯然是不現實的。但古代分布式防洪的思想依然沒有過時。如果能把高價值的資產用里坊圍合起來，就可以在不提高全市防洪標準的條件下，顯著增強城市的“韌性”。

幾年前，我曾有幸參加華北某平原城市的規劃方案征集。期間，一篇鮮為人知的材料給了我很大啟發。上個世紀50~60年代，河北平原洪災頻發。毛澤東在河北調研時發現城墻具有重要的防洪作用，曾提出要保留城墻。而我們規劃的這一地區歷史上正是區域性蓄洪區，于是我們借鑒古代智慧，提出了一個用層層里坊，抵御短時間超標的強降雨的防洪、防澇規劃（見圖7和8）。這些圍墻平時可以作為城市管廊的補充，緊急時可以作為臨時避難的設施，使災民們不必爬到樹上、房頂來求生。

圖7 設想：洪水包圍中的場景

圖8 里坊：分布式的防洪體系

結語

中國革命成功的一個重要經驗，就是不能照搬其他國家教條，只有將國外理論和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才可能取得成功。過去三十年，是中國城市化前所未有的發展時期，新增城市人口接近發達國家人口的總和。在一開始中國缺少規劃和建設現代化城的經驗，借鑒甚至抄襲國外，特別是發達國家城市規劃的一些做法在當時是最經濟的。但這也不可避免引進了一些與我國的實際情況并不完全相符的理念和方法。鄭州這次大水給我們的一個教訓，就是我們必須盡快建立起一套適合中國自身特點的防洪、防澇規劃體系。

隨著中國規劃實踐的不斷豐富，出現了大量領先世界的案例，創造性提出“中國方案”的條件和時機已經成熟。如果我們仍然不能正確地識別和評價中國城市規劃的經驗和教訓（從中國規劃行業每年的評獎中就可窺一斑），繼續教條地引進他國的技術方案，鄭州的災難難免會在中國其他城市再次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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