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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趙卓群】

再次在伊朗見到那瓦和他的樂隊成員是2019年夏天。當時我在德黑蘭藝術大學有一場學術講座，那瓦他們雖沒能到場，卻貼心訂了一個大花籃來。講座后我在伊朗又呆了一個月。這距離上次布什爾采風已經過去一年半。而這一年半，由于美國重啟制裁，里亞爾的匯率由46000[1]跌到了12萬，甚至2018年下半年有一段時間一路跌至過19萬。國內失業率驟然上升，伊朗人掀起新一輪的移民熱潮，我甚至還收到過幾個陌生人的私信，問有沒有辦法移民去中國。

平日里歡騰的音樂圈也經歷了一陣郁悶期，約有一兩個月吧，頗為注重與粉絲互動的藝人們在社交平臺上也不發帖了。波斯人的情緒表現大都很明顯，有好事一定會拿出來炫，姑娘新買圍巾也會拍照片發story[2]。一旦沉寂，那就是真郁悶了。顯然，對于重啟制裁這件事，伊朗大部分民眾是沒有心理準備的。

魯哈尼上臺后，尤其是2015年到2017年底這段時間，是伊朗音樂圈難得的春天。解除經濟制裁，外商涌入，帶來了大量的就業機會。人民手里寬裕，心情舒暢，對上層建筑的需求也隨之增長。原本蠢蠢欲動要移民的音樂大拿們，也都按捺住心思在國內發展。甚至還有伊斯蘭革命后移居歐美又重回伊朗生活的前知名藝人，比如歌王沙扎利亞的御用烏德手侯賽因?貝赫魯賈尼。他是伊朗第一位取得學士學位的烏德演奏家，在移民加拿大20多年后，2017年看國內形勢轉好，回來落葉歸根了。

伊朗總統哈桑·魯哈尼

彼時，各類演出音樂會無論藝人素質還是布景、燈光舞美，水平都大幅提高。甚至后臺的陳設，都顯得十分貴氣。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隨著伊朗與歐洲、東亞的經濟交流增多，伊朗的藝人也得以頻繁跨出國門“走穴”，甚至還能“挑活兒”。

2018年1月JAVN的幾個隊員在西安錄制絲路春晚，那瓦就沒來，他在同一時間跑去蘇格蘭吸金。那幾年他在歐洲商演500歐起價。這也合理解釋了為何2016年翻新家鄉小樓后，緊接著他又在寸土寸金的德黑蘭入手公寓。除了國內的演出大幅增多，還可常去國外“跑碼頭”賺外匯。

而這突如其來的重啟制裁，使音樂圈一下落入寒冬。人們連吃飯都成問題，談何去音樂廳逍遙呢。總之在2018年下半年，伊朗音樂會的演出場次銳減。那瓦的樂隊也僅僅只有一場在北部城市拉斯特的小演出。

2019年初，里亞爾匯率在伊朗政府極限施壓調控下穩定在了10萬上下。公歷新年后，伊朗音樂市場回暖。漸漸適應了制裁的伊朗人民，又恢復去音樂廳“陶冶情操”的習慣。當然，這其中的復雜因素不僅是熱愛音樂，還包括發音樂會自拍在“朋友圈”裝點門面。2019年2月，我驚訝地發現JAVN樂隊竟啟動了全國巡演，并且很多場次的門票全部售空了！

以中國人的思維，這是不可思議的。好比10萬塊存款一眨眼只剩不到5萬，哪里有心情去看音樂會！其實，深入伊朗音樂研究的這幾年，我常常感慨伊朗人民的抗壓能力。他們在大起大落的社會環境下練就了超強的適應力，也因此造就了及時行樂的人生態度。

列一組數據可能更為直觀，2017年冬，JAVN樂隊在德黑蘭Vahdat音樂廳的VIP票價是65000里亞爾；兩年后，同樣的座位則需要花費165000里亞爾，而工資并沒有漲多少。當然，這并不代表藝人掙到了大錢，因為無論是票價是65000或是165000，以當時的匯率換算成美元，則都是13-14刀。縱使德黑蘭米德拉塔這樣可以賣高價的豪華大場子，2000左右座位如果全部售罄，粗略算算，一場音樂會下來也最多約人民幣20萬左右的票房收入。且制裁后，基本看不到到贊助公司，因此，除去場租、售票網站、經紀人分成、伴奏樂隊勞務等等，留給藝人的也實屬不多。且必須要考慮到政府頒布演出許可證的概率，就算有票房號召力，一年到頭也未必能如愿舉辦幾場音樂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