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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網絡時代被上綱上線的家校關系

如此看來，課間十分鐘圈養現象，無非兩種：中學生是因為學業重，孩子更多在課間寫作業或補眠。此事錯綜復雜，此處按下不表。但小學特別是中低學段“圈養”現象，跟課堂管理、行課規劃關系不大，核心在于安全高壓之下的學校管理困境。

“安全問題，一失萬無。”教育從業者們觀點高度一致。“一旦出了問題，遇到上級主管部門有擔當的，會理解老師的難處。但是對于一些家長來說，只要自己孩子身份是學生，學校就必須負全責。”而且，不僅要為學生的校內安全負責，節假日發生的一些事情，有時也會把學校牽扯進去，“學生在家里因為情緒出事了，最好那段時間，沒有老師批評或責罰過他。甚至最好沒有其他學生‘據說’老師批評或責罰過他，否則，一定會扯皮的。”

安全追責像把利劍，壓力層層傳導，最終還是落到一線老師們身上。有資深教育工作者坦言，有時候會用一些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話，勸一些激情澎湃的新入職老師“注意語氣語調、方式方法”，“不要管太多，注意和學生還有家長的邊界……”

巴城某地一名派出所所長告訴我，處理家校矛盾是當下派出所的一大工作。“暑假里，有個中學生的父母報孩子失蹤。學校也十分重視配合，后來我們調查出來，孩子因情所困，在凌晨偷偷離家跳河自殺了。我們在河道里打撈出了孩子的遺體。家長在最初幾天極度痛苦，我也很悲痛惋惜，那幾天都護送陪同安撫他們，但父母很快又調轉矛頭，要求學校負責并賠償。說實話，我覺得這就很沒道理了。”

公開資料顯示，某地法院近年來審理的29起校園人身傷害類案件中，91%發生在課間或放學期間，86%發生在操場和教室。從判決結果看，學校被判承擔30%以上責任的占比50%，原因是“學校教育、管理不到位，安全隱患未排除和未能及時救助”。

同時，在信息爆炸的當下，任何一個安全事件，都可能導致各地教育部門反應過度，“城門失火殃及池魚”的例子數不勝數。

例如，S省A市有一起學生意外死亡事件，那事發后，S省內幾乎所有學校都會每周召開安全管理會，會讓班主任摸排班上孩子家庭情況、生活情況和心理狀況。如果發現端倪就要重點關注該生課間和課后動向。也會因此制定相關安全預案，要求教師短期內專門盯梢。

再如，C市一名學生在學校“天空農場”（位于學校頂樓，供各班開展花草瓜果栽培課程）跳樓自殺，C市幾乎所有“天空農場”的水泥墻加木制柵欄，皆改為高3米密封環繞的“銅墻鐵壁”。有細心的家長發現后埋怨：“怎么學校的硬件越做越像監獄？”

但無論學校存在多少苦衷，“一刀切”便利了學校管理，卻違反了教育部門規定，更背離了“野蠻其體魄，文明其精神”的教育初衷。最重要的是，這種粗糙的管理方法，因顧慮極端安全事故或“校鬧”等小概率事件，實則讓渡了絕大多數學生和老師的權益，純屬因噎廢食并誘發一個個惡性循環。

眾多呼吁“把課間還給孩子”的媒體，大多給了兩個解決辦法：加強安全教育和為孩子購買保險產品。對此，不少受訪者指出，這兩個辦法有用但作用不大。

“安全教育課，可能是當下除語文課外，占比最多的課。”年輕班主任小柳說，無論哪個學校，無論大會小會，無論何種主題活動，哪怕是必然發生肢體碰撞的群體性競技運動，安全一定是被強調最多的。但對于中小學生，尤其不具備獨立的民事行為能力的低段小學生，“強調是沒有用的，只能立規矩約束。而且孩子受傷家長撐腰的作法，實際上也在告訴孩子，自己的安全是不用自己負責的。這讓低齡孩子很難從受傷中汲取教訓。”至于保險，現在幾乎每個學生都會買少兒醫保和人身意外險，一些地區還將原本單一險種擴展為“體育活動險”、“校園意外險”等險種。“但追責時的各方壓力，不會因為買了保險就減輕，很多家長根本不會想到買過保險，而是直接將矛頭對準學校”。

04 根源在家校缺乏信任

小小的課間10分鐘，暴露出來的問題卻很大。家長緊繃、學校緊繃、學生緊繃，全員緊繃的教育環境無疑在扼殺著孩子的活力與韌性。

實際上，從大部分家長反饋中不難看出，絕大部分家長明事理，也理解學校管理的難處，但他們是“沉默的大多數”。而站在學校角度，“巨嬰家庭”在家長群體中顯得太過突出，而其余家長幾乎只會“有人鬧，就看熱鬧”，學校摸不清家長們的想法，沒有為孩子“松綁”的底氣。這陷入了一個怪圈，明明都是想著為孩子好，學校和家長卻都覺得自己是弱勢一方，互相提防。

家校信任危機非一日形成。多年以來，政府部門對社會影響度較大的家校沖突處理結果積累至今，才導致了家校之間逐漸失去了“互信互助”。很多時候，只要家校沖突產生輿論，地方政府普遍以滿足鬧事家長意圖為主，哪怕學校并沒有錯，哪怕鬧事家長實則侵犯了更多家長群體的深遠利益。而事后為了“亡羊補牢”，教育系統內部常以極為嚴苛的態度問責追責學校甚至教師個人。所以，如果“按鬧分配”依舊奏效，那部分學校用“犧牲一切”換取“絕對安全”也就不奇怪了。

如此，想為孩子們“松綁”非家校層面能解決，也難以一蹴而就。首先，需要明確的規章制度厘清校園安全問題的“責任邊界”。在采寫中，一些建議意見值得參考。例如，學校在學生校園意外中該負多少責任，哪些情況可以免責；如何保證安全管理責任不被層層下壓，而是在每一層級都有所為有所擔？能否像治理極端“醫鬧”般治理“校鬧”？

再如，很多教育專家及大量家長反饋，小學低齡段孩子有效專注力通常不足30分鐘，可否根據年級不同，酌情延伸課間休息時間。亦有專家提出，捋清學校和家長的定位，學校要在全力做好安全機制和規范的基礎上，讓學生的課間生活更加豐富。家長的通情達理也能減少班級壓力、打消學校顧慮——為孩子“松綁”，需要家長和學校的雙向奔赴。

實際上，部分地方已經意識到了問題的核心所在。近日，杭州教育局為防止家長過度追責，將開展校內文體活動自甘風險研討的消息一出，激起無數共鳴。2023年10月18日，教育部基礎教育司答復編輯，目前正在督促各地進一步完善安全突發事件應急處置預案，建立多部門聯動快速反應機制，確保校園內一鍵式報警和視頻監控系統配置全面達標并有效運用。

但不管是家長學校還是全社會，都應該明白：不可磕碰、不經歷風吹雨打的樹苗無法長成大樹，那只是一顆精心呵護的微觀盆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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