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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左瑋】

“我們也是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有些問題就不是鄉鎮一級能解決的，只能靠哄。”年輕的鄉鎮干部小楊談起這幾年的信訪工作，有著一肚子的苦水。“農村地權確認、歷史問題錯綜復雜，又有各種新政策新變化，難啊。”

檢察官阿柯對此也感同身受。2023年年初，他從大城市檢察院抽調到基層處理信訪積案，短短一年多，憔悴不少。他告訴我：“大多數上訪者只是覺得受了委屈或不公平待遇，想要通過上訪求一個公平對話或處理問題的機會，是合法合理合規的。鬧訪的，整個地區翻來覆去還是那幾個人。”

阿柯介紹，自己認真研究了相關案件卷宗，“判決合理合法合情，一點問題都沒有”。最初阿柯也想以真心換真心，反復宣傳解釋談心。“但后來才發現，解決訴求不是他的目的，信訪變成了其謀求經濟利益的一種途徑。”

01

近些年，鄉鎮的信訪形勢發生了一些變化。不少基層干部告訴我，信訪工作已經成為了鄉村基層治理繞不開的老大難。

其特點主要外化為：信訪件數量明顯上升、信訪矛頭逐步針對鄉鎮政府、基層干部被上訪“專業戶”拿捏等。

信訪件數量上升

鄉鎮信訪件數量增多，并不一定是壞事。“以前從鄉鎮到省上，可能下山到縣城就要一整天。現在，從深山到省城一天就可以。”一名基層干部告訴我。一方面，精準扶貧實現了村村通路路通，便捷的公共交通極大縮短了個人時間和經濟成本；另一方面，網絡的便捷也讓“12345”、政府網站留言板塊、紀委監委網站在鄉鎮越發火熱。不管是上訪成本的降低，還是足不出戶便可反映訴求，客觀上變相倒逼地方政府加大了民生關懷，信訪案件數量自然也水漲船高。

基層信訪接待

信訪矛頭逐步轉向鄉鎮政府

實際上，矛頭開始逐漸改變，并非是一些人想象的鄉鎮政府是“土皇帝”或者“村霸”，魚肉百姓致使大量群眾“鳴冤叫屈”，基層信訪件大多還是源自內部矛盾，多由利而起、因利而生。

這些年，隨著精準扶貧和鄉村振興投入農村的資源增多，鄉民利益糾葛也越來越深。例如，某些地區的農村土地變得值錢了，土地確權領域的矛盾糾紛便一個接一個冒了出來。主要表現在宅基地糾紛、經濟糾紛、土地糾紛、婚姻糾紛等等。

一名基層干部介紹：“地權糾紛是最突出的。尤其是已經離開農村多年又回來的人，和老鄉民沖突最多。比如當年為了躲避‘提留稅’離開農村，現在看到農村紅利又跑了回來。他們手上持著不同歷史時期的土地承包證件或者鄉鎮政府的證明，而以前的證明都是手寫甚至幾次涂改過的信箋，有些還破破爛爛的，很難辨別真偽。再比如外嫁女，離婚后回鄉要求重新分配，她的訴求確實又有最新的政策作支撐。”

矛盾雙方“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且都篤信自己才是占理的一方，皆認為基層黨委偏袒對方。同時，很多基層干部尤其外地村官既不了解當地的社會變遷，也未參透近幾年出臺的各種新政策，在調解時往往只能翻翻嘴皮子“動之以情”，常常收到反面效果。久而久之，矛盾雙方的怨懟和矛頭逐漸轉向鄉鎮政府。

新情況不好解決，“老”問題也是重點信訪積案中的一批“硬骨頭”。

例如，上世紀70年代時，村民王某因參加集體筑路工程致殘。當年村組所隸屬的人民公社與其商量后決定，今后王某的義務工和稅費全免，村組代其積累工分，并一次性補償7500元。但因當年集體經濟資金有限，只補償了1500元。王某出事幾年后，該村隸屬的人民公社取消，80年代被劃到另一個鄉，剩余的6000元多年未得到解決。前幾年，王某多次上訪，要求鄉政府賠償近30萬元。

諸如此類的歷史遺留問題，在農村逐年增多，處理遺留問題的人均花費也越來越高，以鄉鎮一級政府的財政力量及工作經費實在難以負擔。

被“專業戶”拿捏的基層干部

相比上述鄉鎮信訪工作的新情況，各種“京訪”、“省訪”、“鬧訪”、“纏訪”，不僅是鄉村基層內部的老生常談，也令各級政府望而生畏。

作為群眾口中著名“賴皮狗”，年逾80的賴某赴京非法上訪十余次，戰線長達二十余年。實際上，他所反映的問題經鄉村鎮多方走訪查證，多次召開聽證會和群眾大會，證明其事實不成立。但十余年來，迫于信訪考核壓力也好，地方懶政不作為也罷，縣鄉政府長期“人民的矛盾用人民幣解決”，以解決其生活困難或慰問為由，先后幾次給予賴某各項補助近10萬，并多次簽訂息訴罷訪協議書。

如賴某一般的“專業戶”在各地皆有，他們拿捏著政府的“命門”，甚至恬不知恥的給周圍人傳授“攻略”。“我們這里有個出名的老大爺，逢年過節就揚言要搞事。要求‘要很大的領導和我談話’，甚至要求動員和他多年沒聯系的親友登門拜訪。你問他有啥訴求，他自己都說不清了，卻能一邊拿著自己高血壓、腦梗的病歷暗示‘莫挨老子’，一邊享受‘眾星捧月’的感覺。”

對于此類“專家”，解決訴求已不是問題關鍵，信訪變成了其謀求特殊利益的一種渠道。尤其在“兩會”、“國慶”等關鍵時期，如果基層政府沒把他們的要求當回事，那對方很可能直接赴省赴京。“有個是做生意的，他有時送貨到省上或者北京，生意處理完后，就耀武揚威‘通知’縣委兩辦，甚至指名要派出所某個民警或者鎮上某個工作人員專門去接他。”而涉事鄉鎮必被上級罵得狗血淋頭，還得馬不停蹄地追趕那些得意洋洋的“釘子戶”，好說歹說把人給勸回老家。

“這不僅付出了高額的經濟代價和寶貴人力，還不斷助長這些巨嬰和政府拉扯、討價還價的氣焰。”一名隨時帶著特殊通訊器，負責在省交通樞紐“攔截”信訪“釘子戶”的工作人員氣惱地對我說，“有些事，不上稱四兩重，上稱了一千斤。每年各地信訪維穩花在‘駐防’、‘接回’和安撫釘子戶上的錢，你很難想象究竟有多少。這不是慣得嘛！”

在“謀利型釘子戶”通過死纏爛打獲得“超國民待遇”的示范效應下，部分人也開始蠢蠢欲動。集體土地的承包、轉讓、回收，宅基地審批，政府對農村產業結構的調整甚至新修景區、水庫等利民工程，有些人只要產生糾紛，便把矛頭對準基層政府，把事盡量往上捅，以期獲得更大的補償。如此這般，近年部分鄉鎮流行起“會哭的孩子有奶吃”、“小鬧小解決、大鬧大解決”的“民間理念”也就不足為奇了，鄉鎮政府攤上的事也越來越多、越來越大。

02

問題出在何處？

或許與鄉村轉型帶來的利益細分和基層治理邏輯有關。

在過去，鄉鎮政府有一定的財政權、行政賦權和承接能力，加上鄉鎮群眾之間聯系緊密，親緣關系盤根錯節，發生矛盾時，通常能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鄉”。即使遇到極個別當事人糾纏不清，基層政府也可依托“鄉紳治村”的村治體系，請德高望重的長輩內部協調處理，或直接“用人民幣解決”；甚至在特殊時期，部分還會依靠“鄉村灰黑勢力”的農村混混們擺平。

但現在，“軟硬皆施”的老門路行不通了。一方面，隨著大數據越來越公開透明和紀委執紀的深入核查，不管是鄉鎮、民政低保辦理還是鄉村振興的債券資金，基層政府用來“軟化”上訪戶的“經費”日趨枯竭；另一方面，農村群眾內部利益分化和“斷親”越發明顯，已很難用政治和道德來彌合高度細化的各個群體。鄉村掃黑除惡后法治化治理漸入佳境，部分鄉政府曾經通過“村霸治村”的“硬拳頭”來迫使“釘子戶”息訴罷訪也息鼓偃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