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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無忌憚的網上行動

美國實施網絡監聽主要有三種技術手段：直接進入互聯網公司的服務器和數據庫獲取數據；美國NSA的特別機構主動、秘密、遠程入侵獲取信息；通過光纜獲取世界范圍內的數據。

因此，沒有任何通信手段可以逃脫NSA的大規模監聽，如互聯網用戶數據、光纜通信、電話或者電子郵件的“元數據”、語音或短信、傳真；也沒有任何國家、個人或組織能逃脫美國的監聽，因為美國的外國情報法院允許NSA監聽全球所有國家，即使是美國的盟友，甚至是情報合作伙伴，美國也可以基于“國家最大利益”在特定場景下進行監聽。

在各種技術手段支撐下，美國開展了幾類行動。

一是建立不同監聽執行部門，分工合作。

美國情報機關的現代監聽技術起始于二戰時期的軍事通信破譯，此后其將監聽向網絡空間拓展。NSA是其主要監聽機構，下設“獲取特定情報行動辦公室”，“特殊來源行動小組”和“全球入侵行動處”——

“獲取特定情報行動辦公室”通常負責網絡攻擊技術研發、實施網絡攻擊和入侵國外計算機，其實質就是網絡攻擊竊密；

“特殊來源行動小組”主要負責搜集、處理和監視互聯網元數據；

“全球入侵行動處”主要負責截獲來自衛星和其他國際情報平臺上的情報。

在該體系下，NSA至少于2008年起，向全球數十萬臺計算機植入專門軟件，旨在時刻監控或攻擊目標計算機；NSA曾秘密侵入Yahoo、Google在各國數據中心之間的主要通信網絡，竊取了數以億計的用戶數據；NSA通過接入全球移動網絡，每天收集全球高達近50億份手機通話的位置紀錄；NSA還大規模搜集全球手機短信息，每天收集大約20億條。

此外，蘋果和安卓手機操作系統在美國NSA內部被稱作“數據資源的金礦”，美國長期從移動設備應用程序（App）中抓取各類個人數據，為此一度將相關預算從2.04億美元追加到7.67億美元，涉及的應用程序則包括手機游戲“憤怒的小鳥”、應用程序“谷歌地圖”以及Facebook、Twitter、網絡相冊Flickr等手機客戶端。

二是設立專門網絡監聽項目。

NSA內部與網絡監聽直接相關的項目近十個，涵蓋互聯網和電信網。其中最為外界熟知的是被斯諾登爆料的“棱鏡”項目。

資料顯示，“棱鏡”要求美國微軟、Google、Facebook、Yahoo、蘋果、PalTalk、AOL、Skype、YouTube等至少9家主要互聯網公司為NSA提供數據，包括電子郵件、即時消息、視頻、照片、存儲數據、語音聊天、文件傳輸、視頻會議、登錄時間和社交網絡資料的細節等互聯網用戶的通信信息。數據通過這些公司的服務器以電子方式傳輸給政府，有時一些公司的服務器還會建立獨立的安全入口，便于情報機關調取信息。

不僅如此，NSA自2009年針對122名外國領導人實施監聽，并建有一個專門存放外國領導人信息的數據庫，其中關于德國總理默克爾的報告就有300份。《華盛頓郵報》獲得的文件顯示，美國總統的日常簡報內容部分來源于“棱鏡”項目，該項目被稱作是獲得此類情報的最全面方式。

事件曝光后引起全球嘩然，其侵犯人群之廣、程度之深讓人咋舌，為此，歐盟一些國家一度試圖建設“歐盟互聯網”，擺脫美國的監聽。

三是與盟友合作，建立全球監聽網絡。

二戰結束后的1948年，美國與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國家共同簽署了電子間諜網絡協議，旨在使這五個英語國家聯盟間進行情報分享與聯合攔截敵國情報。每份聯盟情報不僅標有秘密等級，還標明了哪個國家具備閱讀權限。比如，一份加拿大人才能閱讀的情報上會蓋上“絕密——僅限加拿大”的紅色印戳。久而久之，五國情報人員開始在私下交流時使用“五眼”這個簡潔的名字，這就是“五眼聯盟”的來歷。

“五眼聯盟”的監聽系統稱為“梯隊”（ECHELON），其核心部位設在美國西弗吉尼亞的舒格格羅夫山、華盛頓的亞基馬以及英國的兩個空軍基地內。地面站內大大小小的碟形天線負責截收國際通信衛星的信號，全世界134個國家通過國際通信衛星進行的電話、電報和計算機通訊，都有可能被這個地面站截收。

“梯隊”系統被曝光之后，引起了國際社會的極大關注，許多國家都嚴厲斥責這一嚴重侵犯人權乃至違反國際公約的罪惡行徑。歐洲一些國家為現代通信無密可保而擔心，更為自己的隱私權遭到侵犯而憤怒，為此進行了全方位調查。重點是，“梯隊”電子監聽系統是否大規模介入了針對歐盟商業貿易的間諜活動，歐盟總部的政治和經決策機構是否遭到了“梯隊”的全面監視等。

毫無疑問，美國已經成為當前網絡空間最大的安全威脅，危及全球公民的基本人權和各國的國家安全。長期以來，世界各國對美國設備和技術的依賴，使全球對美國形成“單向透明”。美國可以憑借其設在本國的根服務器、安裝在設備中的監聽器、植入軟件中的“后門”程序等技術優勢監控全球網絡，即使其聲稱是盟友的國家也不放過，從而實現美國的軍事、政治和經濟利益最大化。

貽害無窮的流毒惡果

美國在網絡空間倒行逆施，公然破壞國際關系基本準則，嚴重威脅世界和平發展，產生了一系列惡果，對美國自身也造成了嚴重影響。

一是破壞網絡安全。

據路透社報道，美國NSA曾與加密技術公司RSA達成了1000萬美元的協議，聯合在加密算法中加入漏洞后門，旨在削弱軟件加密標準，輔助相關機構開展大規模監聽。

斯諾登泄露的一份情報預算文件顯示，NSA每年花費2.5億美元用于"Sigint Enable Project"，其目的是破壞安全標準和實踐。對原產美國的IT產品，如高端路由器，美國多次破壞其供應鏈，即在產品交付給客戶前在其中植入后門，便于美國情報機關入侵。

全世界都知道，應當密切關注IT產品漏洞信息并及時打補丁。但事實上，很多漏洞在發現后并沒有第一時間告知用戶，而是提供給了美國情報機關，這個時間差為美國情報機關的網上行動提供了極大便利。甚至有些漏洞永遠都不會向用戶公布，供美國研發針對性的網絡武器。

以上這些行為使目標系統的安全防線十分脆弱，不但對美國政府的監聽毫無防御能力，也很容易被黑客、網絡犯罪集團或其他網絡攻擊者利用。

二是侵犯人權。

美國情報部門對全球實施無差別、全方面、多層次的大規模監聽，嚴重侵犯了包括隱私權、信息和言論自由權、公平審判權、宗教自由權等在內的基本人權。特別是，美國毫無區分地大量保留通信數據從根本上違背了法治，使個人隱私暴露無遺，直接違反了以歐盟《通用數據保護條例》（GDPR）為代表的個人數據保護法律。

處在被監聽下的人們不敢就敏感主題發表言論或與外界溝通，這不僅影響到其言論自由，更危害了他人的信息自由。甚至美國的盟友都認為，如果情報機關可以繞開民主政治和法律渠道對海量的私人通話進行攔截，此種不分青紅皂白的行為將給民主制度的根基帶來破壞性威脅。

三是影響本國企業形象和商業利益。

2020年7月16日，歐盟法院認定，美歐數據跨境轉移機制《隱私盾協議》無效。這是歐盟法院繼2015年認定美歐《安全港框架》無效以來，廢止的第二項美歐間個人數據跨境轉移機制。法院認為，隱私盾機制不能令人信服，因為它不能保護歐盟公民免受美國情報機關實施的大規模監聽計劃的侵害。

從歐盟數據保護委員會（EDPB）于2020年11月10日發布的兩份指南草案來看，基本杜絕了將歐盟公民數據轉移到美國的合法性，“當數據接收國的公共當局訪問被轉移數據的權力超出民主社會的必要和比例性時，EDPB無法設想有一種有效的技術措施來防止這種對數據主體權利的侵犯”。

顯然，由于美國情報機關不光彩的監聽行動，美國企業已經喪失了跨境開展對歐業務的最便利條件，為美企在歐洲的未來發展帶來了巨大不確定性。

不僅如此，美國企業在一系列監聽行動中對美國情報機關的主動或被動配合，動搖了人們對美國企業的基本信任。

更為嚴重的是，當美國政府對為數不多進入美國市場的幾家中國企業如臨大敵時，我們不禁疑慮，那么多美國企業已經在中國攻城略地幾十年了，我們這個國家是不是已經對美國徹底透明了？那我們要怎樣對待這些美國企業？

四是危害本國公民福祉。

美國以數據安全風險為由，對中國的5G技術百般詆毀，不但在本國全力封殺，還動用外交、貿易等手段要求其他國家不得采用中國5G技術，這個曾經的技術創新大國自導自演了一場因一己之私拒絕文明進步、開歷史倒車的反智秀。

DHS居然沾沾自喜，在最新發布的對抗中國的戰略行動計劃中大言不慚：“近期的行動減緩了中國在全球5G市場中占據主導份額的勢頭”。那么我問一句，且不說其他國家，你美國政府拒絕了世界上最安全、性價比最高的5G技術，你得到什么了？你的國民使用上安全可靠的5G技術了嗎？啥時候能用上？

聯想到新冠疫情中美國政府的表現，美國政府此舉其實是可以“理解”的：一個連國民生命都棄之不顧的政府，哪里還能顧得上國民其他福祉？

五是損毀國際互信。

在美國全球無差別監聽陰影下，甚至與美國有著相同意識形態的其他西方國家，也毫不猶豫對美國投下了不信任票，這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網絡空間國際合作格局。

特別是歐盟國家，他們愈加擔心喪失了對數據的控制權、數據執法權以及本土企業的創新能力。正如歐盟委員會副主席瑪格麗特·維斯塔格所說，歐盟公民希望在使用技術時信任技術，而不是開始新的監聽時代。

美國技術公司，正在收集海量的歐盟個人數據，同時其商業模式是基于收集和利用在線用戶數據去獲得廣告收益。不但如此，“劍橋分析”丑聞展示了，在線平臺可以提取個人數據用于政治畫像目的。歐盟將這一趨勢稱為“監聽資本主義”。

在數據執法方面，歐盟成員國高度關注美國《云法》賦予美國執法機構域外獲取個人數據的能力，并擔心美國的大型在線平臺將主導歐盟經濟的所有領域，剝奪了歐盟成員國在版權、數據保護、稅收或運輸等領域的主權。

在本土技術創新方面，專家警告說，高科技經濟越來越依賴于無形資產（如數據和知識產權），處于先發優勢的美國公司將進一步拉大與歐盟在技術創新問題上的距離。

2020年，歐盟集中發布了《塑造歐洲的數字未來》、《歐洲數據戰略》以及《歐洲的數字主權》等一系列戰略文件，以反擊美國“數據霸凌主義”。正如歐盟委員會副主席瑪格麗特·維斯塔格所說：“我們到了必須采取行動的地步。在這個問題上，數字企業的力量——尤其是最大的門戶平臺——威脅著我們的自由、機會，甚至我們的民主。因此，對于世界上最大的門戶平臺來說，情況將不得不改變。”

結語

一系列事件充分表明，數據安全已經被推向了國與國博弈的第一線，正在對全球政治經濟發展產生廣泛深遠影響。

被狗咬了一口，沒有必要咬回去。但在全球網絡空間已經被攪得烏煙瘴氣，并事實上嚴重阻礙了人類科技創新和文明發展的形勢下，關于數據安全，需要有正義的聲音、妥善的解決方案，以及公平合理的國際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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