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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精英為何有時誤解中國？

王文：你多數提到中國，那么，讓我們談談中國、俄羅斯的最新關系。今年以來，中俄兩大強國的關系更加緊密。即便如此，我在莫斯科也聽到一些俄羅斯學者擔心中國的聲音。他們擔心俄羅斯將變得過于依賴中國，盡管我認為這是完全沒有必要的。習近平主席提到要促進兩國世代友好。另外有一些普通群眾，似乎也對中國有一些不了解。那么，杜金教授，你如何看待俄羅斯人對中國的這些誤解與不了解？

杜金：我認為，我們可以用精英和專家的心態來完美地解釋這一點。他們隨時準備將俄羅斯身份交給其他人，例如西方，他們無法理解奴隸主和奴隸范式之外的國家和文明之間的關系，現代俄羅斯精英也是一樣的。這些“精英”是奴隸。

俄羅斯精英們習慣于成為美國的奴隸。他們收到了華盛頓的所有法令和命令，要求他們成為自由主義，服從西方的規則。他們是奴隸、殖民地精英，而且他們不知道怎么處理兩個獨立國家之間的關系。現在，俄羅斯精英是自由主義者的奴隸。當他們與西方的聯系被切斷，當偉大、繁榮、非常富有、非常強大的中國跟俄羅斯合作時，他們會傾向于認為，中國是他們的新主人、他們的新領導。

因為他們是奴隸，是精英中最糟糕的一批。他們在上世紀90年代被置于當下的位置上，當時獲得同一職位和俄羅斯等級晉升的唯一途徑就是靠背叛國家。他們不是買辦，不是精英，也不是資本家，他們無法想象除了屈服于西方或中國之外的其他關系。你不要被他們所說的話影響，他們無權發言，因為他們在思想上是支持單極化系統的。他們表達了恐懼，害怕屈服于中國，因為他們習慣于為美國的利益服務，仍然受美國影響，是美國的代理人。他們試圖摧毀兩個獨立國家的新生關系。他們不是俄羅斯人，無法理解中國是什么樣，西方是什么樣。

我認為，此次戰爭讓中俄關系有了真正的突破，人們認為這是多極化的一個巨大標志，但這并不意味著中國站在俄羅斯一邊。只能說明中國選擇多極世界體系，不是選擇站隊俄羅斯，也不是選擇西方。這種獨立性比直接支持俄羅斯要珍貴得多。中國很強大，我認為中俄友誼的未來應該建立在完全平等的基礎上。因此，我們尊重你們，我們尊重全球趨勢，我們正在采取相應的行動。

最后一點，我認為，俄羅斯很少有人了解中國有多偉大。我非常崇拜中國的政治制度，因為我明白中國社會是多么穩定、多么和諧。不是共產黨或貧民群眾的專政，而是這個共同體文化、是人民團結和權力基礎上的共同體或價值觀。從表面上看，你有資本主義，但那是非常特殊的資本主義，沒有競爭的資本主義，沒有仇恨的資本主義，沒有社會原子化的資本主義。所以，那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資本主義，而是中國特殊的模式。我崇拜中國模式，在俄羅斯，如果人們能更好的理解這一點就好了。

我認為，俄羅斯跟中國維持一個平衡狀態的條件，是俄羅斯發展到跟中國一樣強大，就是要重建尊嚴、主權和文明獨立。

杜金如何評論杜金？

王文：是的，這些年中國人做到了重建尊嚴、主權和文明獨立。最后一個偏個人化的問題，現在你在國際知識界越來越有名，特別是最近三年，在美國，一些媒體認為你是一個危險的人、極端的人。一些美國媒體報道并開始研究你過往的著述。所以，我想問杜金教授，你如何回顧和思考自己？杜金是如何評論杜金的？您如何看待自己在國際思想界或國際知識界的地位？

杜金：首先，我從不認為自己是獨立的。在我這個身份位置上，我需要代表人民說些什么。我討厭任何形式的個人主義，我不尊重個體，我尊重人民。我尊重文化，我尊重文明準則，不論是國內文化還是全球文化，我試圖傳播一些比我個人更重要的東西。因此，我代表我的人民、我的文明、我的教會、我自己的文化。我試圖用我能做到最好的方式提供服務，服務我的祖國、我的俄羅斯、我的人民。

但作為一名俄羅斯人，意味著為他人著想，不僅僅是為俄羅斯著想，這是俄羅斯本質上很特別的地方。俄羅斯身份是向世界自然發展開放。這就是“普救論”，它不是試圖強加給對方我們認為的好東西，而是要聽到對方、與對方分享。當俄羅斯人都意識到這點時，表明我們正在遵循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俄羅斯主要哲學家的道路。

俄羅斯的每個思想家都不是個人主義者。我們為我們的目標服務，我們的事業與俄羅斯的發展捆綁在一起，我們的職責是向外界開放和傳播我們的文明。因此，我致力于研究不同的文明，致力于研究俄羅斯的文明。我認為，世界人民會欣賞俄羅斯對他們文化的關注。例如，我現在在中國、印度、巴基斯坦、阿拉伯世界、非洲、拉丁美洲、歐洲和美國都有很多朋友。

2022年8月23日，杜金在莫斯科參加女兒杜金娜的葬禮。圖自俄羅斯衛星社

當然，有一些人想殺死我，他們殺死了我的女兒達里亞，因為她繼續發揚了我的思想。他們真的不害怕某個重要的政治人物，有這么多政治人物，比我的地位高得多，但我們的敵人試圖殺死像我這樣活生生的靈魂、獨立的靈魂、致力于傳播人類文明的靈魂。

我的想法和他們的是相斥的，就像水與火一樣。他們試圖強加給我們說資本主義是好的，是人類的價值觀，他們為自己定義了一切。像我這樣的一些學者試圖用大量筆墨來向這些人們解釋，我已經寫了70多本書，其中大多數都被翻譯成其他文字了。我在阿姆斯特丹與《Empire and the Five King（帝國與五個國王）》一書的作者伯納特·萊維（Bernard-Henri Lévy）交談，他在書中定義全球自由主義西方是帝國，“五王”是中國、俄羅斯、伊朗、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都在試圖反對帝國的統治。當我與萊維先生辯論時，我說，我不僅僅代表一個國家，我代表他們五個國王。因此，在那里，是為了捍衛尊嚴、獨立和主權。

關于中國、伊朗、土耳其、阿拉伯世界，這些都不僅僅是國家立場，我不是某個民族的思想家，而是全球思想家。在某種程度上，我絕對忠于中國的事業。我相信這就是為什么他們恨我的原因，這就是為什么他們試圖殺死我，這就是為什么他們殺了我的女兒。這些都是源于我所引領的哲學戰爭，并不僅是針對俄羅斯。

王文：感謝杜金教授。每次和你交談，我都聽到不少新東西。請照顧好自己，我們正在籌備一場大論壇，如果有可能，希望能再次邀請你去中國。

杜金：謝謝你。我很樂意，因為我認為中國對于像我一樣的自由思想家來說，是一個獨特安全之地。

王文：希望下次我們可以線下交流，保重身體，謝謝。

（莫斯科國立大學張慧敏、中國人民大學陳天陽、李鑫鵬對該次對話翻譯整理有一定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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