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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在法你到專科名醫的私人診所花十倍于公費的錢，一切也可解決。但高盧民族與中國人在花錢上大不同，他們一般即便掏得出錢，也愿意在公共醫院求個平等收費，寧肯等著。

這源于他們收入雖比中國人高，但稅收也高得多，一個人支付了生活必需，手頭閑錢不多；此外也普遍吝嗇，能少付錢絕不多付，怎么要面子都延伸不到這塊；再就是有較強的自我意識，我們以前說過自我意識緣自屬性意識，他們會本能地意識到，公共醫院的平等收費是病人手中的權利，如果為自己便利便參與“破壞”統一收費，去助長高收費，那么這個權利有一天就會失手。

前一段法國專科醫生上街游行，要求國家放寬在公共醫院的收費標準（一律25歐元門診費），允許不同的門診收費（類似我國動輒上百的專家號）。實際上要的就是在公共醫院也按私營方式，讓醫生可以自行定價，同時讓有能力出錢的人少排隊。專科醫生的借口是急需的人可以早看上，可老百姓認為他們是想多收費。

有人可能會問，看專科要等這么長時間，病耽誤了怎么辦？有急診啊。公共醫院急診室是法國人唯一可以不預約自行跑去看病的地方，也是唯一如有必要不必等兩個月可以看到專科醫生的地方。

給病人太多自主權的地方自然也就離“地獄”不太遠，這種地方人們在中國醫院里能碰到的所有問題都有，有時更糟。你在中國醫院有多少次遇到感冒發高燒，上午十點跑去看急診，直到晚上十點悻悻而歸，而且還沒看成？然而為何法國人并沒有怨聲載道？法國公共醫療在外的形象還相當好？

這就進入了本文的主題：事實與話語。事實是一回事，話語是另一回事，事實不能用來統治，話語卻是統治的重要工具。人對世事的感知來自話語，而非來自事實。

法國媒體報不報看病難的問題？報，但不會像中國電視臺這樣報。事實不可回避，但話語卻不必跪在事實面前，它有的是技巧和手腕讓自己作主子。如果掌握話語的人有主人意識，他就會意識到在暴露問題的同時，應避免讓畫面（與國家、與城市、與醫院實際上是連在一起的）不堪入目，暴露問題與獻丑之間只隔著掌握話語的人的自我意識！

自我意識可以阻止掌握話語權的人只把自己當成看客，因為做看客是人的天性，看客與窺癖者之間只有微妙的一線之隔，這細若游絲的界限，小小的本能可一越而過。沒有自我意識的話語，統治就是虛話，掌控者連自己的角色都難以把握。

區分事實與話語并不是撒謊騙人、逃避現實，而是看事實以什么視角及如何詮釋事實的問題。說白了，就是事實與話語誰主誰仆。

比如，法國電視臺絕不會被允許進入醫院像中國電視臺那樣幾乎無限制地拍攝，如果是一家法國專科醫院，首先它根本不會讓病人像進百貨店似地大量無序地涌入，更不會允許他們睡在醫院地上！不管以什么理由。尊嚴首先來自一個人的恥辱感，其次才是客觀環境和條件。你如果只有自利自便的本能，什么樣的環境和條件足以讓你擁有尊嚴呢？其次即便記者搶拍或偷拍到了，電視臺剪輯也不會讓類似中國電視臺拍到的那些畫面放出來，因為暴露問題不等于曬家丑，這涉及到醫院的形象，甚至城市和國家的形象。

畫面是非常具有殺傷力的，它甚至能遠遠超出制作者的意志，進行另類敘述，不慎用，它傳遞的東西非制作者能左右。

如果法國電視記者也像中國記者那樣，把鏡頭架在急診室的等候大廳甚至走廊里，毫無恥辱感（自己沒有也不考慮被拍的人）地拍下因長久等待、因擁護、因病痛、因失望而暴露無遺的不雅表情和失態舉止（想想那些躺在急診室走廊的擔架上數小時沒人理的老人們），那么法國公共醫療存在的問題從整體來說就不是被暴露而是事實上被夸大和被丑化了。因為透過這樣的畫面，人們感知的已經不是事實本身，而是負面話語，如此話語在沒有自我意識的人手里就像脫韁的馬，一路踐踏。

由此看來，中國人被深深鎖定的那條精神軌道，是由話語經營的，這里面又分兩部分：西人和他們在中國挑中的卒子有意經營的部分和中國大多數媒體無意識地推波助瀾的部分。

上面這個例子就屬于無意識地推波助瀾，我們看到，事實是一回事，如何經營話語是另一回事，而話語的影響力遠遠超出事實本身。在當今世界，新聞話語早已超出“記錄發生了什么”這一功能，而是文明戰場的武器——你意識得到，它就為你服務；意識不到，它就成為打擊你的利器。

不要因我這些話就直線理解成我反對記者揭發社會問題，我一點都不反對，而且贊賞發現問題并以曝光問題為己任的人。我要說的是怎樣既暴露問題又避免讓百姓走上自賤的精神軌道，這就需要制作話語的人有話語主人的意識，那樣他們就能體會自己手上的驚人權力。

同樣報道看病難問題，如果去兒童醫院報道的是法國電視記者，他對如何報道就會有兩種選擇：

若他報道的是中國兒童醫院，那他的報道方式會與中國電視臺類同，會拍攝同樣的畫面、播放同樣的畫面，然后解說詞會百分百鎖定為體制問題（不這么解釋是通不過意識形態審查的）；

若報道的是自己國家的兒童醫院，他就會在同樣曝光問題的情況下對報道細節做很大改動，如很多直接畫面（為連夜排隊掛號睡在醫院地上，像動物一樣被大聲吆喝著遵守秩序，因沮喪、失望、疲勞而丑陋的人臉特寫，等等）不會拍攝或拍了也不會播出，至多只會將現象用詞語帶過。

用一句話“有人不得不睡在掛號廳的地上”和直接用畫面表現，雖針對的是同一事實，從話語的角度作用卻相去甚遠，一個在陳述事實的范疇，一個卻不以報道者意志為轉移地沖出這個范疇，執行起負面話語的任務。

西方記者深知話語（此處以畫面作為表現形式）運用不當很容易便讓揭示問題滑向獻丑，這就成了一個自己有沒有恥辱感及被拍攝者有無恥辱感的問題，也就是說話語實際已使原來的問題換了一個性質，收看到這些畫面的人留在潛意識里的已不是看兒童專科醫生難這個具體問題，而是這國這民從根本上有問題。

這就是話語的力量，它對潛意識的移變，悄無聲息，卻難以逆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