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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報道這樣一個社會問題，最后把意見的終點推向哪個方向（其實就是解釋權這個根本權力怎么用的問題），法國記者在涉及自己國家時也會與中國記者不同。

中國記者在報道兒童醫院看病難時最終把意見的方向推到國家頭上（盡管也點到分流不夠），因為他總結問題時得出成因是醫院規模不夠大、醫生不夠多、設備不夠好，歸根到底是國家不發達、政府重視和投入不夠（以我對所述問題的觀察，再建兩棟樓、添一百個醫生，也只能緩解，因為問題的根不在此），并暗示西方國家看病要方便得多（不知是具體去調查了還是想當然）。

而法國記者最終的思維導向一般不會這樣，他會認為問題的關鍵是管理分流不夠，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可能讓全市及整個京郊甚至全國（現在人有錢又寶貝孩子）有病孩的人這么隨己所愿擠進一家專科醫院，那樣多大的醫院、多少醫生都是不夠的。

問題的關鍵就在這兒，我從前帶孩子去看過病，那時北京兒童醫院的條件還遠不如現在，但卻未見如今這番亂象，且小孩住在北京也就去過不得已的一次。所以話語不僅僅是呈現真實，它更重要的是輿論導向，它如何解釋一件事，比事件本身還重要。

法國記者最后在尋找責任時，往往會與中國記者正相反，或至少是將責任對半分，他可能也會呼吁政府做更多投入，但他會將主要責任落在隨意且大量涌來、不遵守秩序且缺乏恥辱感的看病人身上。因為“自由”社會的“合同”就是每個人首先要對自己的行為負責，并承擔其后果，尊嚴不是他人給予，而是自己把控。

我們看到，話語的主人在此呈現的還是自我意識強弱的問題，強的人懂到話語的邊界在哪里，不光恥辱感強避免獻丑，而且并不只扮演“綠林好漢”一種角色；弱的人則獻不獻丑本身都無意識，且只會扮“綠林好漢”。

“話語統治”說白了，首先是握有此權力的人有沒有自我意識，如果自我意識薄弱甚至沒有，則這個統治權放到你手里，你也抓不住。所以權力大小與人稱職與否是成正比的，世上不存在沒有邊界的權力，只存在不勝任的人。

我再舉法國電視臺今年八月中旬對全法八百多公里大堵車的報道，以供比較。發生這么大件事，尤其是暑期人人關注的問題，電視臺不會回避肯定要報，但仔細看，對內對外、對外時對敵對國還是盟國，報道技巧是非常講究的，對話語的權力（如何攻擊別國保護自家）有充分認識，并且自己頗有主人意識。

大夏天的，堵了這么長（有史以來最長），八百多公里等于從北到南橫貫法國，成千上萬被阻在長途路上回不了家或抵達不了度假地的大人小孩，要拍丑陋畫面以證明問題嚴重恐怕俯拾皆是，人性在匱乏感面前到哪里都難有奇跡。

但人家是怎么報道的呢？在不回避負面信息的同時，整個報道你看不見一個有礙觀瞻的畫面，大堵車的畫面是個遠景，既不用中景，更不用特寫，為什么？這時用遠景既客觀，又避開了所有不雅觀的景象。

資料圖：法媒

堵車集中點在南部七號高速公路，這里氣候炎熱，公路太陽下被阻數小時甚至一天，對普遍沒有空調的法國駕車人是很難熬的，若用近景尤其特寫，你就會看到赤膊的車內人（熱得不耐）、大呼小叫的家長孩子、油污汗漬的臉、沮喪憤怒的表情甚至爭吵罵架；如果鏡頭再轉到加油站、公路休息處和廁所，原本相對整潔的地方，這時肯定一片狼籍（用得人太多了）。

但所有這些不可避免的境況，電視畫面均未表現，而是在長鏡頭之后，采訪了三個好脾氣、性格樂觀的駕車人，他們中沒有一位因被堵在路上而氣急敗壞、怨天尤人，而是個個認命，認為這是度假生活的一部分，自己接受了好的，壞的也要接受。整個報道最后的輿論導向是：大堵車給度假者帶來很多不便，但這是個偶然事件。偶然的即意味著沒什么好怨的，因為生活中不可避免。

試想想若是中國記者報如此規模的大堵車會怎么報？他們多半會用一大堆近景和特寫，反映受堵之人的困苦（因自己恥辱感不強會專挑最難堪的畫面以顯示自己作為問題揭示者的重要性）；然后搜集一大堆怨言，窺癖本能盤據于人的潛意識，暗暗支配著尋找畫面的眼睛；最后就會把問題引到國家不好（公路不發達）、政府無能（管理不善）這條慣常的思維軌道上，沒有人會想到人算不如天算，慣常的完美永遠落后于偶然的災變。

溫州動車事故后，全國的媒體互相仿效用大特寫的方式放大每個遇害者的命運，估計他們是模仿西媒對紐約9·11襲擊和倫敦地鐵爆炸的報道方式，卻不懂西媒如此垂注受害者個人命運，是由于死者是外敵攻擊的犧牲者。

而自己國家偶然的交通事故他們就不會這么報了，因為對死者命運的如此特寫，看起來是人道關注，實則是妖魔化對立面——出事的火車、火車所在鐵路部門、火車工作人員、制造火車的人及他們的技術，等等。而妖魔化與正當尋找責任有著本質差別，所以在西方，一次偶然事故的受害者，一般都無名、無姓、無畫面（個體特寫是沒有的），總之無個人命運，他們只在一個數字中具有意義，這個數字的大小意味事故嚴重與否。

配上那么多不堪入目的畫面，再時常拉來西方國家作對襯（那邊如何不存在這樣的問題），即便并沒說這國這民如何不堪，如此導向的話語也已事實上建構起來。加上西方記者報道中國時便一改他們對自己人的慣常作風，鏡頭總是對準最丑陋的人和事，不管出了什么事，沒什么是偶然的，輿論導向永遠是體制的、整體的、一貫的錯。如此外攻內陷，中國在世界的形象、在自己心目中的形象能不一敗涂地嗎？

只有無目的的事件，沒有無目的的新聞。在細節的操作上，話語其實具有無限大的權力，掌握者真乃無冕之王，可惜沒有自我意識或自我意識薄弱的人體會不到這個權力，也不擅用這個權力，而只看得見他手中沒有的權力。

這事關怎么制造正面和負面話語，與揭露問題本身無關。如果有人據此便以為我不站在揭露問題的記者一邊，那是沒有讀懂此文，更不解我這番苦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