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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布魯斯·阿克曼】

美國憲法研究已經成為對聯邦最高法院的研究。但是，這無法告訴我們，建國憲法設計與當代現實在哪一方面發生了最大的偏離。正如漢密爾頓的預言，聯邦最高法院已經成為了“最不危險”的分支，“即便是尋求本機構判決的效力”，法院也必須尋求總統的支持。制憲者們的錯誤之處在于未能預言我們的最危險分支的身份。

建國者們認為國會將是最危險的分支，因此他們費盡心力去制約來自國會方面的危險——最主要的舉措就是將立法機關分為眾議院和參議院，并讓兩院彼此制約和平衡。但在兩個世紀的進程中，最危險的分支已經變為總統——這就要求我們對思考和實踐進行根本性的改造，這是一種可能來得太晚、但終究會來到的檢修。

霍華德·錢德勒·克里斯創作的《簽署美利堅合眾國憲法的情景》（資料圖/維基百科）

我并不希望苛責制憲者。他們對國會的憂慮在1787年是完全合理的。他們之所以成為啟蒙時代的圣人，得以超越他們在歷史中的地位，原因在于我們的造神運動。在此，我們的工作是要用今人的認知去檢驗制憲者的作品，理解建國者的憲法結構在運轉之時已經成為對原初意圖的嘲弄。

首先看總統和政黨。對于現代美國人來說，定期的政黨競爭乃是民主的定義性特征：如果同一個政黨掌握權力達70年之久，墨西哥就是一個例子，我們可以判斷這不是一個民主的政體。

這并不是建國者們思考問題的方式。在18世紀啟蒙時代的紳士們看來，“政黨”（party）和“派系”（faction）是同義詞。派系是邪惡的，而聯邦憲法的目標正是要創設出一種體制，在這一體制內，那些具有公共精神的紳士們可以超越小派系主義者的政治伎倆而贏得職位。

這就是選舉團的原初用意。選舉團賦予各州的本地要人選擇總統的權利，經由此，建國者希望避免重蹈羅馬共和國墮入民粹煽動政治和帝王專政的覆轍。

但是，建國者的愿景卻被在1790年代興起的準現代政黨體制所擊碎。聯邦黨人和民主共和黨人就美國民主的未來展開斗爭，總統職位成為了托馬斯·杰斐遜的平臺，杰斐遜由此主張來自人民的授命，進行一場根本性的革命性改革。這正是制憲者們所致力于防止的那種煽動政治。

在19世紀的歷史進程中，正是杰斐遜的先例塑造了憲法的理解。每一代人都通過政黨體制向總統職位注入新的平民主義意義——安德魯·杰克遜的民主黨，亞拉伯罕·林肯的共和黨，威廉·詹寧斯·布萊恩的平民民主黨，都運用總統職位作為一種激進轉型的引擎。

杰克遜和林肯獲得了成功，布萊恩歸于失敗，但無論成敗，這一反復出現的模型賦予總統以一種新的憲法意義：美國人開始認定，總統具有以我們人民的名義主張根本性變革的民主正當性。

與此同時，19世紀的政黨約束了總統的平民主義驅動力。當時的總統候選人尚未創設他們自己的競選組織。他們都是遙不可及的人物，必須依靠地方性的政黨報紙向普通讀者傳達政黨的資訊，同時依靠地區性的政黨工作者在選舉日內發送選票。

事情在19世紀結束時開始發生變化，其時赫斯特與其他報業大亨奪取了政黨領導人對于主要溝通手段的直接控制。伍德羅·威爾遜做出了關鍵的突破。

威爾遜親自向國會的聯席會議發表國情咨文——因為這一做法很容易讓人想到英王的議會演說，托馬斯·杰斐遜曾經否決了此慣例——此舉將國情咨文變為一種新聞事件。威爾遜總統還開始舉辦媒體組織參與的新聞發布會——這使得他可以越過國會內的政治領袖，直接向全國發表言論。此后，富蘭克林·羅斯福的爐邊談話將總統的聲音傳至美國的千家萬戶。

富蘭克林·羅斯福在進行著名的“爐邊談話”（資料圖/維基百科）

這就開啟了政黨體制的另一次大革命——也正是這次革命催生了我們當下形勢的危險。

關鍵時刻是1968年的悲劇性的民主黨大會 （譯者注：民主黨1968年大會于當年度的8月底在芝加哥市舉行，由于時任總統的林登·約翰遜宣布不謀求連任，該次會議的目的是選出民主黨的總統競選人。當年4月4日，馬丁·路德·金遇刺身亡，6月5日，羅伯特·肯尼迪遇刺身亡，會議期間發生了示威者和芝加哥警方以及伊利諾伊州國民自衛隊的大規模沖突），這次會議讓政黨職業人士聲名狼藉，因此導致了現在的體制，在絕大多數州內由普通選民直接選舉所在政黨的總統候選人。

這一變革從政黨體制內切除了一項關鍵性的制約元素。在政黨大佬們進行候選人選擇時，他們關注的是那些有可能在本州贏得中間選民支持的候選人。即便是在意識形態狂熱和群眾動員的時刻，職業人士也會將提名交給那些對政治中心具有最大吸引力的人物——黨內的溫和林肯，而不是極端的西華德。

這一新體制使得平衡趨向極端主義的方向——遠離總統大選時的中間選民，而走向政黨初選或者預選會議內的中間選民。候選人甚至會游移至更遠的左翼或右翼，以鼓動積極分子在初選競爭中出來投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