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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逆劉易斯過程”和“逆庫茲涅茨過程”

以上討論的是，戶籍制度如何從供需兩側創造提高經濟增長率的效應，旨在揭示這項改革的必要性和顯著意義。一項同樣重要的研究課題是揭示這項改革的現實緊迫性。既然改革紅利十分顯著，延緩改革必然有巨大的機會成本。與此同時，改革的延誤還可能帶來生產率乃至增長率的真實損失。

既然這是一個理論和經驗相結合的題目，本文先從理論著手，即從討論劉易斯過程和庫茲涅茨過程這兩個概念開始，進而討論劉易斯過程如何潛在地具有轉化為逆劉易斯過程之可能。至于庫茲涅茨過程以及逆庫茲涅茨過程，不過是隨之產生的邏輯和歷史結果而已。

所謂劉易斯過程，系指阿瑟·劉易斯二元經濟理論所描述的二元經濟發展（Lewis, 1954），內涵是農業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可以為工業化源源不斷提供低成本勞動力，經濟增長隨之推進。這個過程一直持續到剩余勞動力轉移殆盡，必須提高工資水平才能繼續獲得勞動力供給時即劉易斯轉折點為止（Cai, 2016）。

所謂庫茲涅茨過程，系指西蒙·庫茲涅茨從另一個側面對同一個過程的描述，特別強調勞動力轉移按照勞動生產率提高的方向進行，導致產業結構升級的性質（西蒙·庫茲涅茨，1985;Aoki, 2012）。

可見，劉易斯過程和庫茲涅茨過程，都可以被看作特定階段上經濟發展過程的特征化事實。改革開放時期，中國經濟增長經歷了這兩個過程，也表現出這兩個過程的發展特征——通過勞動力的重新配置，提高了整體勞動生產率，實現了高速經濟增長和產業結構優化升級（蔡昉，2017）。

下面嘗試以圖1來說明劉易斯過程如何轉化為逆劉易斯過程。按照二元經濟理論假設，在到達劉易斯轉折點（圖中T）之前，無論勞動力需求曲線如何向右上方移動，勞動力的無限供給都能夠使工資保持在W0上不變。一旦經濟發展越過劉易斯轉折點，勞動力供給曲線S0就不再具有無限彈性，或者說即開始上揚。相應地，隨著勞動力需求的擴大，工資也必然提高（譬如到W1）。

圖1 二元經濟發展和逆劉易斯過程

如果在剩余勞動力尚未轉移殆盡的情況下，劉易斯轉折點就提前達到，或者假設發生一個顯著的勞動力供給增加現象，譬如說大規模的國際移民，勞動力供給曲線便被擴大到S1的水平上。這個偏離均衡水平的勞動力增量，用“價格調整”的方式消化，即整體工資水平穩定下來甚至降下來，譬如降到W2，顯然是不可行的。

現實中，要么表現為“數量調整”即失業攀升，要么表現為“逆庫茲涅茨過程”，在后一種情形，就出現新增勞動力流入低生產率崗位這種資源配置退化現象（蔡昉，2021）。與此同時，勞動力市場的二元化特征再次增強，雖然在很多情況下，非農產業中的過剩勞動力未必回到農業生產中，但是，這種壓力常常導致非農產業就業的非正規化，所以也可以說這是一種“逆劉易斯過程”。

觀察不同時期三次產業就業增長率的趨勢，可以對這兩個逆向過程的現狀做出判斷（表1）。如果以勞動力向農業的倒流作為逆劉易斯過程的嚴格表征的話，應該說這個過程總體而言并未出現。然而，從較為松弛的定義來說，逆劉易斯過程已現端倪。

表1 三次產業勞動力年均增減(%)，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國家數據”(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

例如，在農業就業占比仍比高收入國家平均水平高出20個百分點的情況下，農業勞動力轉移的速度已經趨于放慢。與此同時，在勞動力總量減少、制造業比重下降和新冠肺炎疫情沖擊的影響下，第二產業勞動力已經開始減少，第三產業作為就業蓄水池，勞動力增長呈現出大幅波動的情形。

如果以勞動力從勞動生產率更高的第二產業向勞動生產率較低的第三產業流動，作為逆庫茲涅茨過程的嚴格表征的話，這個過程已經實際發生，成為近年來勞動生產率和全要素生產率提高速度明顯放慢的重要原因（蔡昉，2021;白重恩和張瓊，2014）。

在人口紅利式微的情況下，中國經濟亟待轉向生產率驅動的增長模式。然而，恰恰在這個時期，生產率改善速度的減慢也是符合階段性規律的現象。揭示以下邏輯關系，可以幫助理解這種現象的原理，進而找到改變路徑的方向：

戶籍制度的存在，使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不充分和城鎮化不徹底，意味著制造業面臨的勞動力短缺，是一種早熟型現象。由此誘致發生的資本替代勞動、制造業出口減少和制造業比重下降等，都意味著生產率較高的制造業部門，不僅不再具有吸納轉移勞動力的能力，甚至產生排斥就業的傾向。結果是，農業轉移勞動力也好，被制造業排斥出來的勞動力也好，只好回歸到生產率更低的產業和區域。這整個過程的直接結果，以逆劉易斯過程和逆庫茲涅茨過程來表達，就是經濟增長可持續能力的弱化。

觀察近年來出現的廣義農民工返鄉現象，即把回到村莊從事農業生產、在戶籍所在村鎮從事非農產業、在本縣域或市域范圍務工經商，乃至從跨省遷移轉變為省內遷移等，都作為廣義的“返鄉”，很自然得出一個結論——廣義的逆劉易斯過程已經發生。

國家統計局對外出農民工的統計定義是：在戶籍所在鄉鎮地域外從業的農民工。因此，這個群體增長速度減慢或者數量減少，大體可以從統計上反映返鄉的趨勢，具體表現為三個變化：

第一個可見的變化是，外出農民工增長速度明顯減慢，從2002-2012年期間的年均增長4.5%下降為2012-2022年期間的年均增長0.5%。

第二個變化是，農民工就業趨于本地化。研究表明，在離開本鄉鎮就業的外出農民工中，有越來越多的人實際上在本省和本市范圍流動，甚至是在臨近鄉鎮或縣城打工（卓賢和楊修娜，2021）。

第三個變化是，在城鎮就業的農民工從制造業轉向服務業。農民工在第三產業就業的比重從2008年的33.1%大幅度提高到2022年的51.7%。

這種廣義逆劉易斯過程的出現，在宏觀層面和微觀層面均產生了后果。從農業就業份額下降的一般規律來判斷，這個過程進一步強化了農業就業占比過高的特征。由于農業的產值占比與就業占比相差懸殊，計算前者與后者之間比率得出的農業比較勞動生產率仍然十分低下，也意味著農業中仍然積淀著剩余勞動力，使得農業生產和經營者遭遇報酬遞減的困擾。

利用國家統計局的數據，可以計算三次產業的比較勞動生產率，其中第一產業相對于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的比例，1980年分別為13.1%和19.5%，2000年分別為6.7%和17.8%，2021年分別為7.2%和23.8%。這種狀況造成農業比較收益長期在低水平徘徊，農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中來自農業經營的份額偏低。對此做出的微觀反應，便是農村勞動力具有兼業或跨行業就業的特點。破解農業比較勞動生產率之謎和農村勞動力配置的內卷化趨勢，必然要求以戶籍制度改革為突破口，保持正向的劉易斯過程和庫茲涅茨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