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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戶籍制度改革提升社會流動性

曾經高速增長的經濟體，在特定發展階段上——一般在跨越中等收入階段到高收入階段的門檻時——往往會遭遇增長的明顯減速。跨國研究表明，這種現象在統計意義上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如Eichengreen et al., 2011）。

如果這種減速現象的發生與某種特殊的體制因素相關，減速本身和這種體制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常常導致社會流動性的降低。實際上，很多研究者熱衷討論的所謂“中等收入陷阱”現象，以及不厭其煩地援引的拉丁美洲案例，涉及的就是經濟增長動力和社會流動性雙雙陷入停滯狀態的情況。

誠然，中國勞動年齡人口進入負增長，是劉易斯轉折點到來以及人口紅利式微的最基本的原因。由此誘致的經濟增長減速，也符合發展階段變化規律，可以通過技術結構和產業結構的升級以及轉換增長動能予以應對，實現高速增長到高質量發展的轉變。然而，戶籍制度對勞動力橫向流動的阻礙作用，使得勞動力重新配置源泉尚未充分耗竭的情況下，產業和技術就產生了排斥就業的傾向，因而在一定意義上出現逆劉易斯過程和逆庫茲涅茨過程。

與此同時，鑒于戶籍身份成為社會保障、公共就業服務、教育機會等基本公共服務乃至購房、創業融資等支持政策的識別標志，戶籍制度的存在也降低了社會流動性，妨礙城鄉居民在職業類型、收入水平、社會分層和家庭發展等方面的向上流動。一旦形成收入和財富兩極分化以及社會階層固化的格局，資源配置效率改善從而經濟增長動能轉換就受到既得利益的實質性阻礙，經濟社會發展也容易陷入徘徊。

從城鎮常住人口的戶籍狀況，可以看到現行戶籍制度對社會流動性的束縛。根據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剔除市轄區內的人戶分離現象之后，城鎮常住人口中仍有36.8%戶籍在外鄉、鎮和街道（圖2）。

圖2 分年齡組城鎮非戶籍人口占比，資料來源：《中國人口普查年鑒(2020)》,表3-1a、3-1b、7-2a、7-2b, 中國統計出版社2022年版。

也就是說，如果以鄉、鎮和街道界定本地和外地的話，這部分人口沒有常住地的戶籍身份，或簡稱為“人戶分離”。其中，處在職業發展和家庭發展最關鍵生命周期的人群，人戶分離現象最為突出。例如，以20-44歲年齡段作為就業最活躍的人口，這個群體的人戶分離比例為59.1%；作為統計部門“青年就業人群”的16-24歲人口，人戶分離比例高達60.5%；而20-34歲這個公認的生育旺盛人口，人戶分離比例也達到50.9%。

戶籍制度對充分就業和社會流動的不利影響，可以分別從就業狀況和生育意愿兩個方面來觀察。在進行這種觀察之前，本文先嘗試構建一個分析框架，借此闡明制度對社會流動的影響機理，以便從理論上說明戶籍制度改革的必要性、緊迫性、改革收益和拖延改革的代價。進一步，本文從中國面臨的勞動力市場難點和生育困境出發，從經驗上實證戶籍制度對社會流動的影響，進而揭示改革的現實針對性以及實施的著眼點和著力點。

本文假定人人都追求向上的社會流動，受制于制度條件和市場機會。因此，這里著重討論制度約束和市場機會兩者之間的組合，如何影響社會流動性。表2中的四種情形，可以按照箭頭標識的逆時針方向來觀察，分別表示對社會流動產生影響的制度約束的強與弱，與市場機會的多與少之間的組合。

表2 不同約束和機會組合下的社會流動性

第一種情形是極其嚴格的制度約束與極為稀少的市場機會的組合。很顯然，這對應的是改革開放以前中國的社會流動狀況。在這個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由政府計劃統一安排和促進，個人在其中難有主動的作為。戶籍制度發揮著嚴格阻止人口和勞動力流動，以及按照城鄉分割的方式提供公共服務的初始功能。

與此同時，經濟增長緩慢，產業結構變化也處于停滯狀況。所以，無論從意圖還是從能力來說，社會流動都是不存在的。具體到每個居民，除了以極小的可能性被納入統一安排的職業和居住地變換之外，沒有什么改變社會身份的機會。在表中用一個微不足道的小圈表示極低的社會流動性。

第二種情形是仍然嚴格的制度約束與擴大了的市場機會的組合。這無疑對應著改革開放早期的情況。這時，戶籍制度不再能夠阻止人口遷移和勞動力流動，經濟活動自由化程度也明顯提高。然而，戶籍身份在很多情況下仍然被作為居住、就業和公共服務區別對待的依據。同時，勞動力無限供給的二元經濟特征仍然存在，非農產業的發展尚不能吸納全部農業剩余勞動力。相對于第一種情形，這里的社會流動性可以用表中增大的圈表示。

第三種情形是減弱的制度約束與增多的市場機會組合。與之對應的期間，從2004年出現勞動力短缺的劉易斯轉折點開始，其間經過2011年以后人口紅利加快消失，直至疫情后的今天。戶籍制度已經在相對大的程度上放寬，勞動力短缺提高了勞動者的工資水平和關于就業條件的討價還價地位。與此同時，經濟增長仍然保持在較合意的水平，產業結構變化提高了對人力資本的需求，就業質量有所提高。

可以說，這個時期的社會流動性達到有史以來的最新高度，因而表中用更大的圈表達。然而，這時已經預示著一個潛在的社會流動性減弱的轉折點。

第四種情形是仍然存在的制度約束與開始減少的市場機會組合。與之對應的經濟社會發展特點是，人口發展表現出少子化、老齡化和區域增減分化的新常態，人口紅利加速消失，經濟增長速度進一步下行。這固然是人口轉變和經濟發展階段變化的自然結果，但是，如果戶籍制度仍在履行阻礙勞動力橫向流動以及社會縱向流動的職能，就存在著把社會流動性再次推到接近第一種情形的可能性。所以在圖中以再次變小的圈表示。

這時，加大戶籍制度改革力度，破除城鄉二元結構，不僅可以獲得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的新動能，也可以創造出提高社會流動性的制度紅利。

觀察社會流動性的一個重要角度，在于就業的充分性和正規化程度。關于社會流動的國際比較研究顯示，工資平等程度是社會流動性的一個重要支柱，也恰恰是中國的一個相對弱項。2020年，在中國勞動力市場上，中位數底部50%的平均工資，僅相當于中位數頂部50%的平均工資的12.9%，低工資人群的比重達到21.9%（World Economic Forum, 2020）。這種狀況主要源于中國城鎮就業的非正規性質，與之相關的一系列表現，均具有降低社會流動性的效應。例如，勞動合同簽訂率低、社會保障覆蓋率低、員工跳槽率高、企業和員工接受培訓的積極性低，從而就業和工資的穩定性都偏低。

相應地，這些現象折射在居民生活中，就表現為家庭財務和時間的預算約束十分拮據（蔡昉，2022），歸根結底是戶籍制度對青年群體職業發展的體制束縛。戶籍制度改革可以通過解除這些束縛，提高社會流動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