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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社會流動性的另一個重要角度，在于家庭發展狀況和年輕人的生育意愿。在不同的社會流動性情形下，家庭發展狀況或家庭在社會分層中的位置，以不盡相同的方式和程度影響家庭的中短期、長期乃至跨代決策，突出表現在生育意愿上面。

經濟學家用一個所謂“了不起的蓋茨比曲線”（the great Gatsby curve），刻畫經濟社會地位的代際傳遞性質。這條曲線表達的是，反映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數越大，父母收入地位對子女收入地位的影響程度也就越大。也就是說，較大的收入差距通常伴隨著不公平狀況在代際的傳遞。

研究顯示，對于中國也可以畫出這樣一條斜率為正并且十分顯著的曲線，收入不平等程度與代際傳遞之間的相關系數為0.857（World Economic Forum, 2020）。也就是說，與中國長期以來較大的收入差距相對應，代際的社會流動性也較低。

以往的研究表明，城鎮居民的生育意愿低于農村（姚從容等，2010）。如果簡單套用這個邏輯，城鎮化的繼續推進似乎只能進一步降低生育率。然而，如果觀察到中國現實中發生的兩個變化，就不會得出這樣的簡單結論。

其一，農村人口在生育率降低的同時，顯著地與城鎮的生育率水平趨同。例如，根據過去三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農村生育率比城市和鎮分別高出的幅度，已經從2000年的66.3%和32.4%，降低到2010年的63.0%和24.6%，進一步降低到2020年的38.0%和10.6%。

其二，農村人口的流動性大大增強，其中農村育齡人口恰好也是勞動力流動的主體。由于戶籍制度等約束，他們是一個對未來具有不確定預期的群體。因此，通過戶籍制度改革，讓農民工及其家庭成員在城鎮制度性地落戶，必然可以產生一個“有恒產者有恒心”效應。

這里，“恒產”指在城鎮落戶的新市民，一方面可以享受到更穩定、更均等、覆蓋全生命周期的基本公共服務，另一方面他們的家庭預算曲線（包括時間和收入）與之前相比會出現相對的“寬松”，生活壓力相對減輕，“三育成本”相對降低。這個效應可以明顯改善人們的社會流動和代際傳遞預期，從而形成提高生育意愿和對人力資本投資的“恒心”。

資料圖

如何實現戶籍制度改革的激勵相容？

研究表明，戶籍制度改革可以創造真金白銀般立竿見影的改革紅利。在供給側，可以增加勞動力供給和改善資源配置效率，進而提高GDP潛在增長率（陸旸和蔡昉，2016）；在需求側，可以通過農民工的大規模市民化，擴大中等收入群體，顯著提高居民消費需求和城市建設投資需求，以更強勁的社會總需求支撐經濟增長和疫情后復蘇（蔡昉，2023）。

然而，作為一個有共識、有部署、有收益的關鍵改革領域，戶籍制度改革或許距離完成只有“一步之遙”，卻遲遲未能邁出最后的關鍵步伐。究其原因，一個突出的堵點或難點是，在地方政府同中央政府之間，存在著推進改革的激勵不相容現象，導致地方政府在具體實施改革時，缺乏積極性和主動精神，甚至還受到局部利益的阻礙。

對此可以從兩方面來認識。一方面，戶籍制度改革的收益大都表現在全國性這個宏觀層面，而推動改革的主體通常是地方政府。如果城鎮戶籍人口規模顯著擴大，地方政府需要有更大規模的社會性支出，同時卻不能獲得全部改革紅利。

另一方面，很久以來就宣稱已經放開戶籍的很多中小城市，為了維系本地政府的土地財政模式繼續運轉，實際上保留著購買商品房這樣苛刻的落戶條件?？梢?，如果不能從制度安排上改變地方政府的激勵導向，戶籍制度改革就難有迅速而大幅的突破。

以下，主要著眼于提升改革的激勵相容性，提出幾點政策建議。

首先，中國面臨的一項長期制度建設任務，是著力于建立和完善覆蓋全民、全地域和全生命周期的社會福利體系。一旦這樣做的話，根據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社會性支出，便成為以基本公共服務供給為形式的法定責任，就不能再以居住和戶籍的城鄉之分而區別性對待。

換句話說，加快構建中國式福利國家，同時也符合進一步理順中央和地方收入劃分、完善地方稅體系的改革要求。由此可以解決地方政府社會性支出在責任和能力之間的不對稱。戶籍制度改革的目的之一，是促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與此同時，更加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務供給，也是戶籍制度改革推進的一個有利條件。可見，兩項改革應該相互銜接、相互支持和齊頭并進。

社會福利水平的整體提高，通常要求中央政府的社會性支出責任進一步增強。因此，完成這項任務可能受限于目前財政收入及支出在中央和地方之間的劃分格局，即中央財政占比偏低的狀況（霍軍，2015）。

國際經驗表明，在那些社會福利水平很高、同時人類發展水平也很高的國家，中央政府的財政收入和支出占比通常都很高，極少有低于70%的情形，并且中央財政支出占GDP比重也較高（表3）。

表3 中央財政占比的國際比較（%,2021年），資料來源：國際數據來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數據庫(data.imf.org/regular.aspx?key=60991462);中國數據來自國家統計局“國家數據”(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

相比而言，中國的中央財政在國家財政中的占比明顯偏低。不僅如此，較低的中央財政收入，還承擔著很重的轉移支付，使得在剔除比例頗大的轉移支付之后，中央財政支出在國家財政支出中占比更小，中央財政支出占GDP的比重更顯微不足道。

其次，中近期政策調整的一項緊迫任務，是抓住2035年之前破除城鄉二元結構這個窗口期（習近平，2022），推進農民工市民化、縮小乃至消除常住人口城鎮化率與戶籍人口城鎮化率之間的差距，實現城鄉一體化均衡發展，在此基礎上，實質性縮小城鄉之間在人均收入和基本公共服務上的差距。

要把這些方面具體落實為基本實現現代化的目標要求，制訂全國整體與地方操作相銜接的激勵機制、時間表和路線圖。同時，把反映推進成效的相應指標，納入對地方政府推進中國式現代化職責的考核范圍。在增強地方政府推動戶籍制度改革緊迫感的基礎上，鼓勵各地制度創新、尊重地方的首創精神，形成一個在統一目標下相機決策、“八仙過海、各顯神通”的局面。

最后，從具體的激勵措施上，應該把城鎮戶籍人口的增長，同諸如土地供給、城市交通基礎設施以及公用設施建設等調控指標掛鉤，由此可以提高對各地戶籍制度改革進行激勵的精準性和可見度。

此外，還需要引導地方政府獲得改革的早期成果，讓戶籍制度改革成為一個邊推進、邊受益的自我強化過程。例如，勞動力供給增長和生產率提高的供給側效應、居民消費和城鎮建設投資擴大的需求側效應，以及促進經濟復蘇、修復家庭預算曲線和地方財政的短期效應，均應該用來促進激勵相容性，進而以在中央和地方之間合理分擔成本和分享收益的方式，支撐戶籍制度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