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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當代文化思潮中，讀者對于引導潮流的出版物有一種俗成的約定，就是將封面顏色作為簡約的稱謂。積淀在中國當代閱讀史長河里的就有“灰皮書”、“黃皮書”、“黑皮書”。很顯然，能享有這樣的稱謂，一定是開風氣、領風騷、引新潮的大型叢書套書。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北京、上海有兩套“灰皮書”，分別由人民出版社（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內部刊行。所收的圖書大多是西方當代重要學術思潮的代表性著作，如湯因比的《歷史研究》、悉尼·胡克的《歷史中的英雄》、約翰·杜威的《人的問題》、伏爾泰的《哲學通信》等。出版“灰皮書”的目的當時是為了供高級領導干部了解和批判資產階級學說，但客觀上也成為文化封閉時代中西思想與學術隔而不絕的“氣孔”，成為那個時代先醒者與先知者的思想養(yǎng)料。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fā)，這場史無前例的文化浩劫把這兩個小小的“氣孔”也給堵上了。

改革開放之初，出版界作為思想激蕩的先鋒爆發(fā)出新的強烈的啟蒙熱情。80年代初期，一套名叫“走向未來”的叢書風靡全國，這套叢書的封面采用黑白構圖，以展示思想的清濁激蕩，可能是因為國際上“白皮書”帶有官方政策性發(fā)布的特定含義的緣故，這套書并沒有被思想界稱為“白皮書”。這套叢書雖然在四川出版，策劃班子與編輯委員會都在京城，匯集了中國思想界諸多新銳人士，因此，思想新潮，視野宏闊，為改革開放之初的思想者、探索者注入了許多鮮活的精神元氣。當時，我在學林出版社擔任編輯，因為與四川人民出版社參與此套叢書編輯工作的鄧星盈同志（后任四川人民出版社社長）相熟，常常可以在第一時間讀到這套叢書的最新刊本。我一直認為，“走向未來”叢書是改革開放初期，中國出版界在解放思想方面最重要的成果之一，開一代風氣之先。但是，在驚嘆這套叢書的氣勢與新銳的同時，也隱隱察覺到它的某些不足。譬如叢書的整體結構有些隨意、將就，觸及改革開放核心的經濟學選題相對偏少；由于出版周期的急迫，許多選題缺乏必要的打磨與積淀，因此，一些品種題重文輕，可以看得出來，有的圖書是作者的急就章，真正的“干貨”只是一篇論文，《西方的丑學》就是如此；畢竟是大風乍起的年代，不少新知睿識來不及雕鑿就被催生成出版物了；一些譯作的翻譯質量比較粗糙，馬克斯·韋伯的名著《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只是一個粗糙的節(jié)譯本。總的看來，這套叢書的啟蒙意義大于學術積累，而且，編輯的職業(yè)介入程度似乎不深，基本上是編委會操盤。這一切都必定會折損其市場的生命周期和傳播、收藏價值。于是，一個念頭盤恒在我的心頭，那就是要以上海學界為基礎，由編輯主導，策劃出一套兼顧思想啟蒙和學術深耕的叢書來，滿足思想界的熱切需求。這才有了后來的“黃皮書”——“當代學術思潮譯叢”。

確定了立足中國、立足當代，思想啟蒙與學術深耕并舉，只收譯作，不收原創(chuàng)，注重新學科、新思潮、新觀點，具有學科標志性、代表性，具有重大影響力的學者和作品等策劃原則之后，1985年起，我開始了全面的學術調研與走訪，滬上的青年學人是我走訪的重點，因為這之前，我參與編輯了“青年學者叢書”，結識了一批思想活躍、學養(yǎng)厚實的學術新秀。我首先找到了復旦大學世界經濟系的研究生楊魯軍，他是一位思想極為活躍的青年學者，大學本科期間就已經在報刊上發(fā)表了多篇有影響力的論文。楊魯軍對我的設想極為贊同，幫助我聯系上了復旦大學哲學系的博士研究生張汝倫、新聞系的博士研究生武偉、外文系的博士研究生汪耀進，后來我又叫上了華東師大經濟系的青年教師陳琦偉和歷史系青年教師王晴佳。我們在一起檢索當代西方學術文獻、分析當代學術思潮的流派和走向，經過深入地調研，一個完整的叢書結構和輪廓開始凸顯出來。之后又經歷了幾次爭鋒和激辯，確定了最初的20本書目。第一批20種書目的突出特點是選題布局比較講究，體現了較好的結構感，其中有西方當代政治學的扛鼎力作，有經濟學的最新流派，也有現代心理學的先鋒之作，新史學的最新進展，還有科學哲學、橫斷學科的協(xié)同論、突變論、混沌學說，以及傳播學、未來學、生態(tài)哲學與環(huán)境科學的前沿之作；出場的有學術大師，如政治學的亨廷頓，科學哲學的普利高津等，也有學術新秀、思想野狐禪拉洛茲、里夫金等；體裁上既有經典筆法的學術專著，也有作為公共知識的思想綜論、學術普及讀物，還有文筆輕松的名家訪談。

完成第一批選題的策劃和確定譯者后，重要的工作就是繁重的案頭編輯與加工，由于這批選題涵蓋的學科領域廣，涉及語種多（英、法、德、俄、日），而當時我所任職的學林出版社組建不久，學術編輯的團隊尚在建設之中，學術素養(yǎng)深厚、懂多種外語、能嫻熟處理書稿的編輯人數不足，為盡快成系列地推出該套叢書，我想到被稱為“中國翻譯圖書出版重鎮(zhèn)”的上海譯文出版社。我一直的好友石磊此時剛剛出任上海譯文出版社副社長，他是當時上海最年輕的出版社領導，我們經常在一起縱論出版改革的大趨勢和閱讀討論一些重要的圖書。我拿著策劃書與第一批譯稿尋求石磊的幫助。聽完我的介紹，敏銳的石磊立即意識到這是一套可能在思想界、學術界劃破星空的叢書，當即提出在上海譯文出版社立項出版，此事還得到了時任上海譯文出版社社長、著名翻譯家孫家晉先生的支持。為加強出版推進力度，上海譯文出版社經研究由分管社會科學著作出版的副總編輯、著名翻譯家湯永寬先生擔任叢書主編，我與楊魯軍擔任副主編，譯文社抽調精干編輯隊伍投入譯稿的編輯與加工環(huán)節(jié)，保證叢書以最優(yōu)秀的譯校質量推向市場。我作為副主編和策劃人，通讀了大部分譯稿。在封面設計環(huán)節(jié)，我們特別強調將叢書策劃書中的核心意圖設計在封面上，同時加強色彩、構圖的標識性，以形成叢書鮮明的風格。在石磊的指示下，著名裝幀設計家陶雪華擔任了這套叢書的設計師。陶雪華屬于對內容有一定悟性的裝幀設計家，她以鮮艷的明黃作為封面封底的底色，策劃要點與書名頂天立地，奪目、大氣中透出秩序。這就是后來被讀者高度認同的“黃皮書”明快簡潔的裝幀特色。

1986年底黃皮書一面市，就受到讀者的熱烈追捧，首印均在5萬冊以上，而且印數一再追加，最為火爆的是《第三思潮——馬斯洛心理學》，首印15萬冊一個月內斷貨，立即加印至20萬冊才滿足第一波市場的需求。說起來，馬斯洛的人本主義心理學在西方學術界已經不是時鮮的理論了，但是，經過30年的學術積淀，人們開始對他的學說有了新的意義發(fā)現。弗蘭克·戈布爾的《第三思潮》的熱銷，就在于他給中國學界帶來了相對成熟的“新一代”學術綜合評述，這之前，中國的心理學還徘徊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第一思潮）和華生的行為主義理論（第二思潮）的窠臼之中。弗洛伊德和華生的致命弱點是將心理學研究建立在病態(tài)人格（精神病患者、心理病態(tài)者）及動物行為的分析之上，因此，馬斯洛認為“一個更普遍的心理科學應該建立在對自我實現的人的研究上”。因為“對畸形的、發(fā)育不全的、不成熟的和不健康的人進行研究，就只能產生畸形的心理學和哲學”，同樣，“人并不是更大一些的白鼠、猴子和鴿子，既然動物有其獨特的天性，人類更具備動物不曾有的特性”，所以，僅僅研究精神病患者、動物行為是不夠的，應該聚焦于“大寫的人”。馬斯洛第一次把“自我實現的人”和“人類潛力”的概念引入心理學，從而堅定了人類精神健康和發(fā)展的信念，也堅定了人類互愛的信心。強調人類至愛是馬斯洛心理學的顯著特征，它暗合了當時人們急需摧毀、反思既往的精神桎梏，重振“自我實現”的內心信念，呼喚人道主義情懷等要求。因此，在我看來，《第三思潮》的熱銷決不是偶然的，它不是市場營銷的勝利，而是社會順應的勝利，真正偉大的營銷不是市場推助的技巧運用，而是對社會思潮脈搏的把握與適應，科特勒稱之為“社會營銷”，它的威力遠在“市場營銷”之上。

另一本在思想界引發(fā)軒然大波的里夫金和霍華德合著的《熵：一種新的世界觀》，首印也是15萬冊。這是羅馬俱樂部1972年發(fā)表《增長的極限》人類發(fā)展報告以來最具有震撼意義的人類未來“警示報告”，它涉及的領域比《增長的極限》更廣。作者將熵定律（熱力學第二定律：能量只能不可逆轉地沿著一個方向轉化，物理意義上的熵就是不能再轉化為做功的能量的總和）運用到哲學、心理學、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以及西方文化的各個領域，揭示了牛頓—笛卡兒科學觀的困境，質疑了不斷增長的資本主義經濟前景，勾勒出歷史將不可逆轉地步入倒退、衰亡的悲觀圖景。我們未必認同作者的悲觀預測，但是，一種以人類命運為歸結，在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人文學科之間縱橫捭闔、融會貫通的學術靈性、境界和大歷史觀讓先鋒讀者眼界大開，心頭為之震撼。這本書成為后來生態(tài)哲學、環(huán)境保護、可持續(xù)發(fā)展理論形成與發(fā)展的思想奠基，啟蒙意義尤其巨大。

與《熵：一種新的世界觀》呼應的是普利高津與斯唐熱合著的《從混沌到有序》，作者運用耗散結構理論等非平衡系統(tǒng)自組織理論的新學說，討論了自然界的可逆性與不可逆性，決定性與隨機性，簡單性與復雜性，進化與退化，穩(wěn)定與不穩(wěn)定，有序與無序等一系列重要范疇，對熱力學第二定律的內容、意義做了新的詮釋，認為自然科學的結論應該“安置”在一定的社會文化語境之中，努力打通動力學與熱力學，物理學與生物學，自然科學與人文學科，西方文化與中國文化的壁壘，在一個更高的精神平臺上建立人與自然新的聯盟，形成一種新的科學觀和自然觀。該書對于里夫金和霍華德的“劍走偏鋒”是一個溫和的修正，拓展了“正反和”的辯證思維空間。

出于對政治體制改革的關切，政治學名著是這套叢書設計的重要選項，第一批選題中就有美國政治學會會長、哈佛大學國際事務中心主任塞繆爾·亨廷頓教授的《變動社會的政治秩序》。這個亨廷頓就是那位90年代初以“文明的沖突”定義“后冷戰(zhàn)時代”世界格局的國際政治學大師，不過當時他的影響還僅僅局限于象牙之塔，而奠定他學術地位的力作就是這部《變動社會的政治秩序》。這本寫作于20世紀60年代的著作，不是從某種純粹的理論模型出發(fā)分析發(fā)展中國家的政治格局，而是通過深入細致地考察，對這些國家的政治傳統(tǒng)、現實困境、未來走勢做出有說服力的論辯。結論與理論模型是共同的，具有普遍意義的，案例卻是獨特的、鮮活的。所謂“變動時代”是指二戰(zhàn)之后世界政治版圖（大批殖民地國家獨立）的變遷，所謂政治秩序則包含理想與現實兩端，以及兩者之間的擺渡，這個過程就是政治的現代化進程。亨廷頓根據他的觀察，歸納出三個特征，一是威權的合理性（維系獨立、統(tǒng)一與發(fā)展的前提），二是新的政治功能的區(qū)分化（生長新的政治品貌的前提），三是參政擴大化（政治民主與分享的過程）。但是，亨廷頓不是一個在客廳里高談闊論的學者，他為這條“政治現代化”進程預設了許多選擇，譬如改革者的兩大策略，一是閃電策略（將自己的計劃和盤托出），另一種是費邊策略（隱瞞自己的全部目標，把改革項目分解，一個時間段里主打一個）。他在這部著作里堅持認為現代化是經濟、社會、政治、文化的齊頭并進，擔負現代化布局使命的政治學不應該局限于對行政體制等政治組織、機構的分析、比較上，而要從經濟、社會、心理、文化等更為廣闊的視野來運籌帷幄，尋找現代化發(fā)展的適宜方向，同時也為現代政治學的進步找到適宜的向度。這些“練達”“通透”的見解對于中國的改革與發(fā)展具有借鑒作用。“他山之石”，能否攻玉？前提是丈量好自家的土地，然后進行比較、參照。

不同于亨廷頓的思想家、戰(zhàn)略家式的大建構，阿爾蒙德的力作《比較政治學：體系、過程與政策》，以及達爾的名作《現代政治分析》，則是有著“繡花針功夫”的比較政治學與行為主義政治學的經典著作，分別為政治學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不過，兩位都是文化驅動論者，他們認為，任何政治遠景和制度優(yōu)化都離不開文化傳統(tǒng)的牽制，因此，沒有歷史包袱的國家與地區(qū)常常是政治變革的先進“典型”。這三部著作是中國改革開放以后，最早引進的西方當代政治學的名著。當時我們還不得不在這三本著作的版權頁上打上“內部發(fā)行”的字樣。不過既便如此，首印也高達6萬冊，而且一再加印，可見影響力之大。

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推進，對西方經濟學引進的需求不斷增長，由此選擇的“艱辛”更加突出。值得學界眼前為之一亮的是選本的當下性，這套出版于80年代中期的叢書收入了《理性預期：80年代的宏觀經濟學》，不能不說是一杯“鮮榨”的學術果汁。理性預期學派是在美國通貨膨脹不斷加劇，凱恩斯主義被認為失靈，而貨幣主義又被認為提不出應付通貨膨脹的有效處方時出現的。理性預期理論認為政府干預不但是無效的，而且是有害的，是一種徹底的經濟自由主義。我們之所以要介紹這一流派，是因為根據理性預期理論，整個經濟學最終的基礎應該是信息論。人們通過占有大量的信息作出預期，制定決策，并用以指導整個經濟活動。不能不承認，如果把宏觀經濟學的基礎放在信息論上，那么整個西方經濟學將會改觀，甚至是革命。后來經濟學的發(fā)展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另一本羅伯茨的《供應學派革命》也是對經濟學前沿和美國宏觀經濟管理與運行最新動態(tài)的反映。20世紀80年代中葉，好萊塢演員出身的美國總統(tǒng)里根不僅改變了世界的冷戰(zhàn)版圖，還給美國經濟帶來了“意外”的活力與繁榮。而他的經濟智囊團里，起用了一批非主流的供應學派經濟學家，他們的主張成為里根“經濟復蘇計劃”的主要理論依據，這讓許多學者百思不解。如何認識、評判這樣一個缺乏完整的理論體系，尚處在成長之中的“異端”學派，不僅是學術好奇，更有中國式的現實改革中“消化吸收”的價值。于是，我們在最快的時間里出版了《供應學派革命》，厘清了這一學派與凱恩斯學派、薩伊定律的分歧與共識，分析了它適應當代資本主義經濟從需求不足到供應不足的深刻變化。

上世紀70年代以來，西方非均衡理論發(fā)展很快，已經成為西方經濟學領域中不可等閑視之的理論分支，更加重要的是它被廣泛地運用到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研究之中，匈牙利著名經濟學家科爾奈在這方面就作出了杰出的貢獻。有鑒于此，我們組織翻譯了《市場非均衡經濟學》和《開放經濟中的非均衡宏觀經濟學》兩本重要的著作。

總之，20本書的選定就有20個不平凡的故事，20段思想與學術探索的經歷。這些故事里既有宏大愿景，也有世俗關懷；有深思熟慮，也有意外觸發(fā)；有個人的青春沖動，也有時代的集體覺悟；有啟蒙夙愿，也有學術寄托，由此，編織成為一個美麗的精神花環(huán)，留駐在了中國改革開放之初的思想史長河里，如今回味起來，依然有幾分怦然，幾分激越。

編輯出版西方當代學術思潮的一個難點在于，如何把握好借鑒和吸收的“度”。毋庸諱言，西方學者在社會環(huán)境、指導哲學、價值觀念、研究方法等方面與我們有著很大的差異，我們既不能把“孩子”同“臟水”一起摒棄，也不該把“孩子”同“臟水”一起保留，這是我們對待一切外來東西所應該持有的立場。我們出版這套叢書的本身就已經表明了我們不愿把“孩子”同“臟水”一起摒棄的立場；而在對待把“孩子”同“臟水”不要一起保留 上，我們的主張是不要隨意地刪節(jié)原文，而應在“評價”上下功夫來解決“臟水”問題。為此，對每一本書，我們都要求譯者撰寫“譯者的話”，除了介紹每一本書的基本內容和學術貢獻外，譯者還要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認真地評說本書的價值和問題。這套叢書的前20種，在我極其苛刻的要求下，每位譯者都寫了長篇的評價文章列于卷首。今天回過頭重讀這些“譯者的話”，仍然可以給我們很多的啟示，特別是其中閃爍著解放思想、實事實是的光芒。

值得一說的是，這套叢書還培養(yǎng)了一批優(yōu)秀的翻譯家和學者。上世紀80年代初期，翻譯學術著作還是件非常神圣的工作，出版社在選擇譯者時是挑了又挑，試了又試，絲毫不肯有半點的放松，以至許多翻譯著作沒有三五年的時間出版不了。而我們這套叢書大膽地突破了禁區(qū)，在高校的青年學者中物色了一批新的譯者，他們有著良好的學術背景和一定的外語能力，經過一段時間試譯，很快就掌握了基本的翻譯技巧，譯出了高質量的本子，在很短的時間內分兩批集中推出了20種圖書。這套叢書的不少譯者因為譯書的緣故，與原作者建立了聯系，到國外進行深造，并取得了較高的學術成就。譬如，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院長袁志剛教授在翻譯法國著名經濟學家讓—帕斯卡爾·貝納西的名著《市場非均衡經濟學》時，還是復旦大學經濟系的碩士研究生，因為翻譯此書與貝納西建立了聯系，后去巴黎高師師從貝納西攻讀博士學位，學成回國后成為了有影響的經濟學家。當然這套叢書也催熟了當年的我，使我有機會在一個較高的層面和較大的空間內組織各種出版資源，從而在我早年的出版生涯上寫下了重重的一筆。我們真應該感謝上世紀80年代那個“思想解放”、“滄海橫流”的時代。

1989年5月，叢書的前20種出齊后，我們在北京京西賓館當年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會場舉行了隆重的大型出版座談會，幾乎所有的北京知名學者都趕來了，大家對這套叢書給予了極高的評價，希望我們繼續(xù)出好此套叢書。出乎預料的是，1989年春夏之交的那場政治風波發(fā)生以后，由于各種各樣的原因，我們編委會的成員有的受到了挫折，有的遠赴海外留學，而我又去了香港工作，以至編委會的工作不得不中斷了。經與上海譯文出版社商量，我們將這套叢書的選題策劃工作交給了出版社。20多年來，這套叢書的宗旨不變，始終站在介紹當代世界學術思潮的最前沿，組織翻譯了一些很有價值的代表性著作，至今已出版了50多種圖書，成為上海世紀出版集團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品牌。

（本文摘自作者新書《出版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