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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訪/觀察者網 劉惠】

觀察者網：這場醞釀已久的全球性稅制改革，歐美雙方一直在博弈，這次如何達成了妥協？背后折射出什么現象？

翟東升：此次加稅協議的達成，有美國國內政治轉向和國際稅收體系改革壓力這兩個方面的原因。

首先，由于美國兩黨意識形態上的根本分歧，美國稅收政策總是隨著政黨輪替而在增稅、 減稅兩端搖擺。共和黨的執政理念傾向于減稅，民主黨則偏好增稅。特朗普總統2017年稅改總體上是為富人和企業減稅，拜登則不僅要將稅率恢復至特朗普稅改之前的水平，還要對最富裕的階層加征資本利得稅，并打擊跨國企業的國際避稅。所以，對谷歌、臉書為首的美國跨國壟斷巨頭加稅是拜登稅改的應有之義。

其次，重新分配跨國企業利潤的征稅權和制定全球最低企業稅并不是此次G7會議的創新， 而是經合組織稅基侵蝕和利潤轉移工作組(BEPS工作組)自2018年以來一直籌劃的國際稅收體制改革的一部分。

2012年，二十國集團委托經合組織成立專?的工作小組對國際避稅問題開展調研，近年來的各項改革也是圍繞著該工作組的研究成果展開。在今年2月的G20財?和央行行?會議上，OECD做了相關工作報告，會后各國已經宣布將努力在2021年中期之前實現基于共識的全球解決方案。G7國家趕在20國集團之前達成小范圍協議，顯然是在向20國集團其他成員施壓，并希望能在談判中占領先機。

這次協議的達成也顯示出美國在新冠疫情后的虛弱。美國一開始希望達成的全球最低企業所得稅率是21%，甚至已經說服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5月4日發表聲明支持這一方案。但經合組織的計劃中最低企業所得稅率為12.5%，剛好等于經合組織成員國愛爾蘭的企業所得稅稅率。

不得已之下，美國政府退而求其次，提出全球最低企業所得稅率應至少為15%，并且拉上G7先達成協議向OECD施壓。美國必須動用其外交杠桿才能實現其政策目的。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是美國在國際經貿領域重返多邊主義外交。與特朗普政府的“退群外交” 不同，財政部?耶倫就任以來，一直積極參與經合組織和二十國集團在國際稅收體制改革議題上的談判，并提出了“全球最低企業所得稅”倡議。

美國財長耶倫6月5日于英國倫敦出席七國集團財長會議，設立全球最低企業稅成為重點議題。圖自路透社

除此之外，耶倫還頻頻在公開演講中放出信號，彰顯美國在全球經濟治理的中心地位，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2021年4月5日耶倫在芝加哥全球事務委員會上發表的演講。她認為當今世界與布雷頓森林會議召開之時有很多相似之處，都是在全球性災難過后，需要各國協商建立新的國際經濟秩序，復蘇全球經濟。

布雷頓森林會議上，以美國“懷特計劃”為基礎的國際貨幣體系改革方案得到了通過，從此美元成為主導貨幣直至今日。耶倫的類比表明，本屆美國政府將回到多邊經濟外交舞臺的中心，重拾國際經貿改革的領導權。

事實上，耶倫自今年1月就職以來，已經和英、法、德、意等國的財政部?以及歐盟高級官員就國際稅收問題展開會談。全球稅收體制改革在即。今年2月份舉行的二十國集團財?和央行行?電話會議公告中宣布，將努力在2021年中期前拿出基于共識的國際稅收制度改革方案。而拜登和耶倫也需要借助這一契機，向國際社會展示美國在經濟領域的影響力，向國內選?展示本屆政府出色的外交策略，提振人心吸引選票。

觀察者網：G7就跨國公司納稅規則達成協議，同意向跨國公司征收至少15%的企業稅。這個稅率是否合理？如果最終確定，將會產生哪些影響?

翟東升：15%的最低企業所得稅在全球看來是比較低的水平，除了會對稅率極低的避稅天堂造成打擊外，對大部分國家的現行稅法不會產生影響。但稅率的確定只是打擊跨國避稅的一個問題，稅基的范圍如何確定尚未明確。比如，企業利潤不匯回母國需不需要繳稅，企業利潤計算中包不包括補貼和稅收減免。這些問題都將影響到最后的實際稅率水平。

這次國際稅收體系改革會減少避稅天堂的生存空間，但這也是應有之義，稅收應建立在提供公共服務的基礎之上，避稅天堂的存在本身就是“鳩占鵲巢”。對于跨國科技巨頭而言，加稅固然降低了其利潤，但相對而言無傷大雅，不會改變其國際上的壟斷地位。

由于壟斷和寡頭地位，這些巨頭可以把稅轉嫁到供應商和消費者身上。但美國政府加稅的同時，也承諾將把增加的稅收用于投資基礎設施建設，比如對道路、橋梁的維護翻新，互聯網基礎設施的建設等，而且將幫助發展中國家建設基礎設施，這都有利于科技巨頭們業績的增?。

所以科技巨頭們對稅改總體持支持態度，例如亞?遜首席執行官杰夫·?索斯(Jeff Bezos)就表示稅改計劃所籌資金將部分用于更新、維護基礎設施，有利于亞?遜龐大的分銷網絡。

G7就全球最低企業稅率達成一致 圖自華爾街日報

觀察者網：在拜登征稅增稅計劃的框架下，為全球企業稅率設定底線，背后的思路是什么？G7國家在打什么算盤？

翟東升：拜登在其國內的稅改計劃中將企業所得稅從21%提高至28%，如果提案通過并生效，拜登政府面臨的最大困難是防止稅收出逃。據稅收基金會測算，七國集團成員企業所得稅平均稅率為27.24%，經合組織成員國企業所得稅平均稅率為23.51%。

一旦拜登稅改法案通過，美國企業所得稅平均稅率將變為32.3%，處于經合組織成員國的最高位。盡管稅改計劃中有多項兜底條款，但無法避免企業選擇在稅率較低的國家注冊，尤其以FAANG(臉書、亞?遜、蘋果、奈?、谷歌)為代表的互聯網巨頭能很輕易地實現利潤轉移。

為了解決這一問題，拜登政府提出“全球最低企業所得稅”倡議，希望結束過去三十年全球各國的稅收逐底競爭，整治避稅天堂。根據美國財政部估算，如果全球各國達成多邊稅收協議并且拜登稅改中相關兜底條款能順利生效，打擊跨國避稅可為聯邦財政在未來十年內帶來超過7000億美元的稅收額。

但這一愿景建立在國際稅收改革談判進行順利的前提上，美國政府目前希望達成的協議條款與經合組織正在討論的方案尚存在較大出入。

為了爭奪稅收規則的國際主導權，美國需要G7國家的支持，這其中需要進行一定程度的妥協。英國前后的表態比較能代表G7國家的態度，早前英國曾對耶倫提出的全球最低企業所得稅倡議表示支持。但6月4日，在G7財?會議召開前，英國財政部又表示拒絕支持拜登總統倡導的全球企業所得稅改革，除非白宮支持其打擊美國科技巨頭的要求。最后協議的達成，顯然是美國讓步的結果。

法國之前公布的數字服務稅法案中也包括了“日落條款”，即一旦國際上達成了多邊稅收協議能夠覆蓋數字服務稅的內容，則自動替代其國內的數字服務稅法案。

觀察者網：拜登力推全球最低企業稅率將會對美國經濟產生哪些影響?

翟東升：拜登稅改的首要目標是控制美國國內的貧富分化。在過去20年全球化的進程中， 美國收入不平等和財富不平等的狀況愈發嚴重。隨著產業轉移，底層勞工階級收獲的僅有 “失去感”：失去收入、失去工作、失去家庭。

而各類資產乃至商品和服務的價格卻隨著美聯儲無所顧忌的量化寬松水漲船高，富人和窮人的處境進一步分化。中產階級的萎縮與貧困化令美國社會的政治認同更加脆弱，逐漸形成嚴重的兩極分化和政治極化。特朗普的上臺與“黑命貴”運動，將?粹主義推向了兩個極端，威脅著美國社會的穩定與團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