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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翟東升】

一、爭論

一月底，我把趙燕菁教授的一篇名為《債務是經濟重啟的關鍵》隨筆文章貼在了我的幾個號上，引發了微信公眾號（翟東升的全球政治經濟研究）、B站、頭條、微博等幾個平臺上總計二十多萬的閱讀和數千評論，其中B站和微博據說被自動屏蔽掉了不少評論，否則評論數更多。

圍繞趙燕菁教授的觀點，從事經濟學和經濟政策研究的朋友們也吵得很熱鬧，有的經濟學者批評趙老師，說“你是搞土地金融的，對于宏觀經濟學是外行，中國可不能再吸食‘債務鴉片’了”；而其對立面則反駁說趙老師是從實際出發而不是從西方經濟學教科書出發，債務懷疑派才是黑板經濟學家。（建議大家關注一下張明教授主持的兩位市場派首席經濟學家之間的辯論：徐高VS趙建）。

我的微信公眾號后臺也收到很多網友的私信，觀點兩極分化嚴重：有的夸趙老師敢想敢說、見地深刻而獨到；也有的指責趙老師是房地產利益的代言人；還有不少人問我，翟老師你把趙老師的文章貼在自己的號上，是否意味著你也完全同意他的觀點？

他這篇文章中大部分觀點我都是贊同的。這兩年我們倆交流得不少，每次他回京我們都會組織學界和政策界的朋友們餐敘。趙燕菁教授與我的知識結構存在一定的交叉和互補，他跟我講土地和資本多一些，我跟他講貨幣體系和國際格局多一些。

今年春節他回京過年，我們又暢聊了兩次，所見略同，分歧較小。《債務是經濟重啟的關鍵》這篇文章的第一句話，“中國經濟下滑不完全是因為疫情”，其實也是最近半年來我在各個場合的最主要觀點之一。

當然，老趙同志一貫“先天下之憂而憂”，為中國經濟之潛在資產負債表衰退和金融風險爆發而著急，擔心中國跌入日本之覆轍，因此文中急切焦慮之情溢于言表。

相比而言，我的態度比他淡然而超脫一些。我覺得之所以會發生這樣那樣的事情，其實是歷史大周期所決定的“定數”，因為一代人必然有專屬于一代人的認知，人們的認知決定了他們的選擇，而他們的選擇又決定了他們的命運。

專家學者站出來大聲疾呼，通常情況下，并不能有效而及時地改變大眾的集體認知，很多時候只能招致誤解和謾罵。我寄希望于教育40歲以下的年輕人，因為他們思想的囟門還沒有完全閉合，還能學習和理解超出他們既有認知的新觀念和新邏輯。

我相信在社會科學領域，“心能轉物”，也就是說，人們的認知不一樣了，選擇和軌跡就會不同。因此，對中國的前途無須悲觀。

針對朋友們的評論和疑問，我覺得有必要把我自己的一些想法也羅列出來，既是對趙老師的一部分觀點的補充和修正，也是梳理我自己對當下和未來經濟政策的若干思考。供大家批評指正。

2022年1-9月全國發行新增地方政府債券42422億元。圖源：視覺中國

二、我對地方債和土地市場的由來與功能的認識

中國經濟這三十年繁榮離不開地方政府在發展中的各顯神通。平級地方政府之間都是競爭對手，相互比招商引資，比經濟增速，比產業升級。

有些省里在開會的時候，縣委書記和縣長們的座位次序是根據上一年度的經濟業績安排的，非常公平而殘酷，不斷強化大家的競爭意識。

1990年代初，源自上海的兩位領導人入主中央，相對于北京、廣東、四川、東北等地的封疆大吏們，他們缺乏打江山那一代的天然權威，以至于新領導感慨說“手里沒有把米，小雞都呼不來”。

于是就有了1994年分稅制改革，從此大部分稅收收入歸中央，地方政府則獲得了改革和發展的大量“事權”，而事權對應著花錢的責任。各級地方政府發現自己“巧婦難為無米之炊”，誰能找到常規稅收之外的額外財源，誰就能獲得招商引資、基建投資、以低價水、電和用地價補貼出口制造業的先發優勢，從而形成制造業聚集、年輕人流入、城市化擴張、稅費收入增長的良性循環。

1987年，曾有香港公務員來上海、深圳等地，手把手教給了大陸地方干部如何經營城市，也就是如何玩土地財政，（用趙燕菁教授的話講是“土地金融”），如何把沉睡的國有土地的所有權變成靈活可用的巨大財政現金流。

隨著這種土地經營術在各級各區域地方政府中的傳播和升級，各地政府成為本地房產市場最大的莊家，中國房地產市場就出現了類似于長莊慢牛股的走勢，碰上牛市就放量漲，碰上熊市就縮量橫盤。操盤水平低一點的地方，會看重短期內的賣地收入，要么把價格拉得太高，要么推出的地塊太大太多，以至于后繼乏力，比如早年的昆明。

而操盤水平高一點的地方，則提前低價屯好巨量土地，然后力保房價地價長期慢漲而堅挺，手中的剩余土地則用作抵押物，從銀行和債券市場獲得巨量信貸，再用這些錢去撬動產業資本的流入和基礎設施的完善，從而形成良性循環。

而香港的地產商早就知道此中門道，所以有些人就跑到中國各大城市的核心地段貸款低價拿地，然后捂住不建不賣，以獲取利息與土地長期漲速之間的差價。

我在以前的文章和視頻中都講過，世界上絕大部分發展中國家的發展瓶頸都是政府無力向國民提供國家安全、基礎設施、國民教育、醫療保障、戰略產業扶持等公共產品，所以國民陷入貧窮、動蕩、內耗的惡性循環，而其背后的原因則是未經社會革命的國家機器無法征收到足夠規模的稅。

先發國家通常是靠殖民貿易和掠奪，或者對外戰爭勝利獲得的巨額賠款，從而將外部財源轉變成對內的公共產品，以此啟動現代化的良性循環。

其中越是能利用好債券市場的國家，比如英國，就越能用較優的債務信用和較低的債務利息贏得國家間的長期競爭，包括在世界市場上和國家間戰爭中的競爭；而越是不善于管理自己的債券信用的國家，比如西班牙，就在競爭中逐步輸掉自己的先發優勢，陷入違約、高息和失敗的循環。他們之間的競爭其實與今天中國地方政府之間的競爭頗有幾分相似之處。

而中國式現代化，走的是和平發展的路子，沒有外部橫財，所以各地發展的資金需要從內部想辦法。上述土地市場的功能起到了一個資本市場的作用，讓地方政府在不必大幅提高稅率也無須搞對外殖民擴張就實現了巨額資本的籌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