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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之所以能在短短二十年里就成為全球最大的制造業國家，土地市場的發育和支持功不可沒。在這個意義上，房地產市場、土地金融的繁榮與制造業的繁榮之間曾經是一個相互促進的正相關關系而不是此起彼伏、你進我退、相互排斥的關系。

有的人出于意識形態原因而敵視資本、債務和信用，喜歡將金融和房地產稱為泡沫和虛擬經濟，而將制造業和農業稱為實體經濟，認為虛擬經濟會擠壓和剝削實體經濟，導致后者的衰落與空心化。

從36.09%到63.89%，中國城鎮化率20年間保持高速增長。（CCTV）

這種思維只是基于局部的經驗和靜態的認知，并不符合世界市場過去三四百年的歷史和全球的實踐經驗。這種思維背后體現的是一種稀缺性思維的思想鋼印，他們堅信資源是有限的，能力是有限的，預算是有限的，錢是有限的，用在了這里就無法用到那里，用在了今天就無法用到明天。這種稀缺性思維甚至被寫入了教科書的基本理論假設。

但假設總是與真實世界存在一定差異和距離。就如同二維生物無法理解三維世界的邏輯一樣，如果用發展的動態的眼光去審視，尤其是加上了時間維度，就不難發現上述稀缺性思維是有問題的，甚至在某些情況下，這種思維和假設本身就是問題的源頭。

當年鄧小平同志說，資本主義有市場，社會主義也可以有市場；今天，我們應該進一步解放思想打開認知，盎格魯撒克遜民族玩得好資本、債務和信用，我們中華民族也應該學會運用和管理資本、債務和信用，而且只有用得比他們更好，才能在競爭中占據上風。

兩者的不同之處不在于手段，而在于目的，在于“為誰服務”的問題，即究竟是服務于大資本家族的利益，還是服務于中國乃至全世界廣大人民的整體、長期利益。

三、債務和現代貨幣理論（MMT）

大家都想掙錢，但是很少人仔細想過錢從何而來。其實自1971年貨幣體系變革以來，貨幣供給與黃金挖掘的速度無關了，錢的唯一來源就是債務，你要掙到更多錢，如果不考慮各類資產升值所帶來的市值錯覺的話，就必須有人欠更多債。

欠債主體的不同，債所創造的錢的含金量也不同：一般來講，家庭部門和企業部門的債務最不靠譜，大型金融機構和地方政府的債務信用稍微好一些，最靠譜的是中央政府用它自己可以發行的本幣計價的主權國債。越靠譜的債務人借債利率越低，越不靠譜的債務利率越高。

最近十年來，我一直在講，1971年之后的無錨貨幣體系，意味著本幣計價的國債其實可以看作是中央政府向儲蓄者征收的鑄幣稅，而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債（再強調一下，關鍵的差別不在于內債和外債，而在于本幣國債還是外幣國債）。

為了說明這個道理，我專門創造了“翟（DI）幣”這個概念。感興趣的朋友可以在B站或者頭條上搜索相關的講課視頻。

1870年之前，錢的源頭是貴金屬加部分賤金屬，基礎貨幣的供給變化取決于新增的金銀銅鎳礦的開采速度。1870年代全球主要經濟體開始從金銀銅復本位轉向金本位，全球基礎貨幣的供給取決于黃金的開采速度，此后百年里，大家經歷了金幣本位，金塊本位，金匯兌本位等三種不同形式的金本位，通過國家信用的引入，貨幣供給變得越來越有“彈性”。

但在1971年全球貨幣都與黃金脫鉤之后，錢就與金屬無關了，它變成了純粹的主權信用貨幣，錢的源頭也就變成了央行資產負債表的擴張，確切地講就是央行的新增負債。

如果央行資產負債表保持不變，那么我們生活中的所謂“錢”將只能由商業金融機構來創造，但是請注意，商業金融機構的信用創造是受限于資本充足率和存款準備金率的。

打個比方，央行資產負債表是食用酒精，商業金融機構創造的信用貨幣（M2）是勾兌出來的白酒。白酒太濃了嗆人，太稀了寡淡，但是歸根結底，有多少酒勁取決于央行的資產負債表規模，而不是商業銀行往瓶子里兌了多少水。

央行資產負債表的規模最大可以擴大到多少？答案是無窮。當一個人口結構年輕的非工業化國家大規模印鈔買國債的時候，必然會導致高通脹和匯率貶值，從而引發經濟和社會秩序的混亂。

但是，用津巴布韋、委內瑞拉以及解放前國民黨政府印金圓券的這些案例來套用到今天的美國、中國、歐洲、日本身上，顯然是缺乏常識的。

這些現代經濟體面臨的約束條件與上述高通脹案例恰恰相反，都是少子老齡化日益嚴重導致有效需求不足，而技術進步快，產能過剩嚴重。

在需求不足、供給過剩的經濟體中，你就是把這個國家所有的手紙全部印成錢，他們的CPI都不會失控，因為沒有人會傻到去囤積過剩的手機、服裝、電腦、家具。

那么，商品和服務的交易無法消化的，多印出來的錢會流到哪里去？答案是資產，包括房產、股市和債市以及各種奇奇怪怪的投機品種中。許多媒體經濟學家不懂這個道理，想當然地以為央行資產負債表大幅擴張必然導致通脹和匯率貶值。但我們做過實證研究，根本不是這么回事。在人口結構年輕的非制造業國家，印鈔當然會導致高通脹和匯率貶值；在人口結構老化的制造業國家，印鈔無法導致高通脹和匯率貶值，而是導致資產價格泡沫或者資本外流。

有不少體制內的學者和領導干部（比如財政部的老領導們）顯然也已經注意到不同國家組別之間的重大差異，但是他們使用的概念是“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籠統區分。

那么問題來了，今天的中國究竟是發展中還是發達國家？外交場合我們總喜歡定義自己是發展中國家，謙虛謹慎的傳統也要求我們繼續把自己看作發展中國家。但是這種不恰當的籠統區分和自我定位，就導致我們自我設限，在財政政策和貨幣變革上裹足不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