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久久久精品免费福利电影,国产又黄又大又粗视频,A级毛片免费播放无码,人人妻人人爽人人澡欧美一区

2023年2月初，社科院的張明兄組織了徐高與趙建的辯論；其實早在約十年前，國開行曾經搞過一個內部辯論會，邀請我和張明兄辯論，辯論的主題是中國是否可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我是正方，他是反方。我記得那場辯論中，張明兄就用拉美和東南亞國家的危機案例來作為例證，而我反駁他的理由就是今天的中國與那些國家存在質的差異（包括人口結構和產業結構），我們不能用小學階段的經驗教訓指導大學階段的學習。

我在后續的研究中發現，最重要的關鍵因素在于少子老齡化和產業結構的差異，用發展中和發達國家來概括不同組別，太籠統了。

央行擴張貨幣基礎為財政買單，會導致什么結果？看看現實就明白了。美國這幾年搞了MMT和全民發錢，結果如何？通脹波動與財政擴張之間存在大約18個月的滯后，目前來看，美國的通脹高峰已經安然渡過了，官方公布的通脹峰值僅在10%左右，如今已經回到了5%-6%左右，未來不排除在此水平較長時期盤整的可能；經濟增長數據還行，失業率來到了半個世紀以來的新低，而美元匯率反而因為加息而不斷走高，甚至在俄烏沖突之前就不斷走強。

2020年上半年，當新冠疫情沖擊美國的時候，整個美國社會陷入危機和動蕩狀態。為什么2020年下半年開始，政治和社會危機逐步穩定了？他們的抗疫搞得一塌糊涂，但就是靠MMT和全民發錢，幫助美國社會安然渡過了新冠帶來的社會危機。

美國給老百姓發錢的代價誰承擔了？答案是全球儲蓄者。中國PPI（生產價格指數）與CPI（居民消費價格指數）之間的嚴重背離，就說明我們也在替他們承擔代價。有人說，中國的人民幣不是國際貨幣，所以不能學美國搞MMT。此言差矣！人民幣不是美元、歐元那樣的主要國際貨幣，而是在英鎊和日元一個檔次上，這并不是因為別人不愿意接受人民幣，而是我們自己不愿意承擔貨幣國際化和資本項目進一步放開的代價。

更加重要的是，中國是全球最大貿易國和順差國，我們如果也搞央行資產負債表擴張，也搞全民發錢，那么就會降低我們的儲蓄率，減少我們的順差，讓美元、歐元能夠買到的東西減少。

所以，能不能搞量化寬松，能不能搞現代貨幣理論，與本幣是否國際貨幣關系不大，只要中國是一個高度開放的巨型經濟體，通脹的代價就是全球幫著一起承擔的；只要中國與世界之間存在大量的經濟往來，那么即便人民幣不是國際貨幣，我們也不可避免地承擔著別人搞量化寬松的代價。

退一萬步講，即便中國版的量化寬松真的導致了人民幣匯率貶值，我們為什么要擔心匯率貶值呢？作為少子老齡化最快的全球最大制造業出口國，我們的人民幣其實是世界上“浮力”最強的貨幣之一，因為稍微一貶值就會導致順差擴大。

一個無錨貨幣的開放經濟體系，就如同一個連通器，大家辛苦努力創造的財富存在了各自的蜂房格子里，但是各個蜂房底部是通的，蜂蜜在不知不覺中滲漏到別人那里去了。別人印鈔而你不印，別人擴債而你不擴，那么你的血汗成果，別人就拿走不謝了。

中國今天的CPI是全球最低的國家之一，但是年輕人的失業率快要趕上南歐了，這種通脹與失業率之間的組合同美國的情況恰恰相反。這說明了什么？這意味著將會發生什么？希望大家深思。

四、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從美式經濟學教條中走出來

現在中國的問題是，較低信用的主體以較高的利率借了太多債，而信用最好的主體——中央政府不愿或不敢借債。中央財政不愿意擴大債務規模，又對各地的經濟增速有要求，就逼得地方財政借高息債，更逼得許多大中型企業在美元市場上借入高息的美元債。

這跟我們理應構建的國家債務結構恰恰相反：風險越來越大，成本越來越貴，麻煩越來越多。中央號召經濟戰線要控風險，結果風險越控越大，根源就在于中國政策界的主流認知把債務的風險弄顛倒了。

實際上，中國中央政府的債務率是全球最低的，僅僅20%；利率也是非常低的，十年期國債的利率目前比美國的還低。其實，合理的做法應該是：中央政府主動擴大人民幣計價的國債規模，幫助地方政府和各級國有企業從高息債務中解套出來；嚴格控制和限制中國公私各部門舉借非人民幣債務；想方設法控制全政府利息支出。

中央財政的這種收縮思維的源頭，既有金銀本位時代形成的“節儉持家”的過時財政觀念的影響（也就是把家庭和企業的理財原則張冠李戴地直接套用到國家財政的邏輯上去了），又有美國華爾街所資助和鼓吹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加持。

華爾街金融機構一方面把杠桿用到極致，另一方面又告訴全世界說債務是一種罪，主張大家要控制杠桿率，甚至鼓吹要去杠桿。只有當別人不敢用杠桿，而他們自己能用足杠桿的時候，他們手中的資金和金融牌照才能變得值錢。

近年來，在中國傳播這種思想最得力的是瑞·達里歐，我從2011年前后開始關注他的觀點，也是最早開始批判他的錯誤思想的少數人之一。中信出版社的編輯朋友曾經邀請我幫他的書的中文版做序，我回復說如果讓我寫，那就變成對他的拆臺和批判了。

瑞·達里歐（資料圖）

在我看來，他的思想有兩大問題：一是對貨幣體系變革的歷史了解不夠深入準確，無視1971年貨幣體系脫離硬錨給經濟金融體系帶來的“革命”，也混淆了本幣國債和外幣國債的不同債務約束力，更混淆了家庭部門、企業部門、政府部門債務之間的本質區別（這一點主要表現在其早期思想中，經過別人的批判和提醒，他在大約2015年之后的著述中已經提到了本幣債與外幣債差異，但是仍然無法徹底修正其邏輯體系）；

二是單因素論，就是試圖用杠桿率這個指標去解釋金融市場、解釋宏觀經濟，乃至解釋國家興衰。在社會科學各個專業的研究生論文答辯中，這種單因素論是最常見的方法論錯誤之一。想要發表學術論文的博士生，建議把《瑞·達里歐去杠桿思想批判》作為選題，看看他的錯誤思想有何危害，如何形成的，如何傳播的，如何修正的，這樣的論文非常符合時代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