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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肺炎疫情來勢洶洶，目前治療方面還是采取臨床上常規治療手段，進行對癥治療。

值得一提的是，丁香園有文章指出，至今已過17年的SARS，也仍是“以對癥支持治療為主。目前沒有經驗證的有效抗病毒藥物。……當年激素使用可能較為普遍，但是時至今日仍沒有循證醫學證據。”

現代醫學經歷了從經驗醫學到循證醫學的發展，不過兩者間的是是非非至今未有定論。本文節選自中信出版社2019年出版、英國現任牛津大學醫院主治醫生德勞因·伯奇所著的《藥物簡史》一文，講述了近幾十年醫療實踐中的“懷疑之美”。

【文/德勞因·伯奇】

一

今天醫生們所做的事，會有多少被證明有效呢？

1976年的新西蘭，當阿奇·科克倫打斷了演說，稱他的朋友克爾·懷特為“混蛋騙子”，并指出醫療干預中至多只有10%是基于有力的證據時，他所說的數據并非隨口編造。

這一數字是來自1963年《醫療》（Medical Care）上的一篇論文，文中報告了對英國北部19名家庭醫生為期兩周的調查結果。在此期間，這些醫生被要求記錄所有開出的處方，并在調查期末將他們所開的藥物與所要治療的癥狀進行對比，以確認其中有多少存在可靠的證據支持。結果數據為9.3%——科克倫說的約10%還有一點兒水分。

貫穿整個歷史，人類都在努力提升具有可靠證據支持的醫療實踐所占比重，但成功的歷程卻磕磕絆絆。隨著20世紀逐漸過去，隨機對照試驗的力量展現得越來越清晰，雖說如此，它卻難以對醫生們的多數舉措形成支持。

在大部分時期，對醫療干預有效性的統計學研究都被稱為“臨床流行病學”。對于這樣一項具有普遍重要意義的工作而言，這個名字顯得過于模糊而且令人不悅。因此，20世紀80年代才在加拿大麥克馬斯特大學的醫學教學研討中誕生了另一個術語：“循證醫學”（Evidence-based medicine，縮寫為EBM）。這個詞最早出現在《美國醫學會雜志》（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1991年的一篇文章中，最近才被廣泛使用。

“循證醫學”顯然只是個宣傳術語，存在同義贅述，它代表了一種思想派系，即認為某些特定類別的證據要比另外一些在整體上更穩健、更有價值——實驗勝于猜測，測試勝于傳言，干預勝于觀察。

相比經驗醫學，循證醫學主張將臨床證據、個人臨床經驗與患者的價值訴求三者相結合（出處見圖中標注）

很多醫生討厭“循證醫學”這個詞，他們的怒氣源自其宣傳論調，明里暗里指向他們的行為沒有遵循證據。經常有爭議認為，這一運動其實是以最缺乏思考的方式為最荒唐可笑的事物尋找試驗證據。

比如2003年《英國醫學雜志》上由戈登·史密斯（Gordon Smith）與吉爾·佩爾（Jill Pell）所寫題為《降落傘在預防引力挑戰引起的死亡與重大創傷中的作用》（Parachute Use to Prevent Death and Major Trauma Related to Gravitational Challenge）的論文中說道：

如同許多期望預防健康問題的措施一樣，降落傘的有效性尚未通過隨機對照試驗來進行嚴格的評估。循證醫學的支持者批評這項措施僅以觀察數據評估后便被采用。我們認為，如果循證醫學的最激進倡導者能組織并親身參與一項針對降落傘的雙盲隨機安慰劑對照交叉試驗，將會對所有人都有益。

另一方面，EBM的支持者卻似乎樂于對降落傘之類干預措施顯然有效的結論通盤接受。1995年的《柳葉刀》上發表了一篇論文，題為《住院病人的整體醫療具備證據基礎》（Inpatient general medicine is evidence based），為“循證醫學的最激進倡導者”實際要求的證據標準提供了很好的指導，同時指出醫學自1963年起已獲得了長足進步。

論文的作者之一是加拿大醫生戴維·薩基特（David Sackett），他正是EBM運動最重要的傳道者之一。這篇論文研究的是薩基特的醫生團隊在位于牛津的約翰拉德克利夫醫院中，在一個月內對病人進行的所有治療措施。薩基特對此評論道：

我們發現，像我們這樣致力于尋找最佳證據來指導醫療干預的機構，能夠以SR（整合多個高質量試驗而進行的系統評價）和RCT（隨機對照試驗）為基礎治療53%的病人，另有29%的病人是在具有說服力的非試驗性證據的基礎上進行治療，而僅有19%的治療是基于猜測與期望。

有超過80%的決策是基于良好的驗證證據，哪怕是在一位宣誓要跟從證據的醫生所帶領的醫療團隊中，這也是個驚人的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