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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選擇混合，不搞非黑即白

我們有一些教條主義經濟學者喜歡純粹的東西，比如純粹的市場或純粹的計劃。其實政治學者也常常如此，一些頭腦僵化的人總是喜歡講政體，區分自由和專制，集權和分權。比如我們國內就有學者講，只有自由不自由，沒有部分自由部分不自由等等。這是一種摩尼教式的思維方式。其實即使在是西方思想中，自古就有混合的思想，從古希臘，到中世紀晚期意大利，到近代歐洲的政治哲學家們，都有人講混合政體才是最好的政體。

中國文化不喜歡非黑即白，為什么不能什么都有一點？只要是有利的東西，我們為何不能都吸收進來？中國文化強調一個“度”字，純粹未必等同于最優，不管黑還是白，適度才最重要。

鄧小平用自己生動話語把這個道理講得深入淺出：“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

回到改革開放的歷史中，我們可以看到很多這樣的例子。比如80年代價格改革時，不同的觀點爭來爭去，后來中央采取的是雙軌制。按經濟學觀點，價格雙軌制既不符合計劃也不符合市場，所以后來一直有爭議，客觀上后來也帶來了新的問題。但是當時它的確以小步走的方式解決了過渡的問題，避免了大規模的震蕩。

再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提法的出現，體現了鄧小平作為政治家的超高智慧。鄧小平1992年的講話超越了學術界的討論，給計劃、市場與社會主義、資本主義的關系定了調。因為有了這個講話，才能在1993年的決議中把市場經濟納入社會主義制度中，為無休止的爭論畫上了句號。

還有，香港問題的解決，也是創造性地使用了“一國兩制”。

其實，直到今天，我們政治和經濟生活中，不同形式的混合制、雙軌制甚至多軌制比比皆是。人類社會生活本來就是豐富多彩，不可能按照教科書和黑板知識來按圖索驥。這種實踐智慧、中庸智慧是中國改革開放的一大特色。

再次，保持延續性

務實、漸進、混合的精神，還帶來了一個政策特征，就是延續性。因為所有改革都是有試點、有步驟地展開，所以我們黨和政府的換屆往往不會帶來政策的大幅震蕩，不會朝令夕改，不會朝三暮四。

相反，很多搞自由民主的國家，其政策特征就是斷裂。在野黨總是喊著反對口號上臺的，所以會帶來一些政策的急轉彎或猛回頭。比如奧巴馬的醫保法案，特朗普上臺后一心要廢除。奧巴馬時期簽訂的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氣候變化協議，特朗普上來就要廢掉。這不僅浪費了大量政治資源，損害社會利益，而且使國家喪失信用。

當然，選舉政治中也存在政策的延續性，也就是一種奇特的“尺蠖效應”：不管誰上臺，都只敢減稅、加福利，不然就被選下臺。結果就是國家像尺蠖一樣一步步走向債務、赤字和破產。

比較起來，回看40年，我們會發現中國的政策有著驚人的穩定性。我們可以規劃未來5年、10年，甚至更遠的事情。鄧小平提出的“三步走”，我們堅持了幾十年，十九大報告也提出了新的遠景規劃。比起很多國家，政府和領導人思考問題只能以幾年甚至幾個月為周期，我們的政策不斷地得到優化，不斷產生成果，好像一點也不奇怪。

最后，追求共識

前面講的務實、延續，如果沒有了目標的共識就會失去方向，不可能持久。改革開放的政策能夠成功，就是因為中國一直在不斷地尋找和磨合出共識。

首先是價值共識。改革不是要改掉社會主義，而是要把社會主義改得更好，這是一個基本的共識。這方面鄧小平給出了榜樣。雖然很多人都說他是個務實的政治家，摸著石頭過河，但是他對方向是從不含糊的，正是他在1979年代表黨中央提出了“四項基本原則”。

其次是利益共識。人類歷史上所有的改革都會帶來利益的重新分配。一定會有人獲益有人受損。那么如何說服人們接受利益格局的變動？就要靠利益共識。又是鄧小平的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先富帶動后富，最終實現共同富裕”。這種話，在很多國家領導人講出來，是不會有人信的。特別是在多元主義、個人主義為特征的自由民主制度下，各個集團都是以追求本集團利益為宗旨。我憑什么相信你富了會帶著我一起富？我憑什么要接受利益的損害？西方80年代以來的新自由主義改革，工人就被拋棄了。

而當時的中國人信了，這是對中國共產黨的充分信任。改革的每一步都會觸動某些群體的利益，但是他們沒有被拋棄，而是由國家和社會給予補償和反哺：工人下崗——社保和醫保體系，長三角受損——浦東新區和長江經濟帶，東部地區先行——西部大開發、一帶一路，西部地區貢獻能源——對口援助。

在發展機會、教育資源、政策優惠、甚至發生天災人禍時，中國都像一個大家庭，各個地區、產業、城鄉之間相互扶持，暫時的利益受損總會得到更大的回報。當然，我們還遠遠沒有達到共同富裕，社會中還存在諸多問題。但只要有共識，這些問題一定能解決。

最后是文明共識。改革開放的成功，動力也來自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渴望。離不開一種對中華文明的命運共識。70年代以來，西方以及世界上很多地區都進入了一個文化多元主義的階段。雖然初衷是為了追求平等、進步、民主，但是在個人主義的觀念背景下，這種進步運動最終卻鮮有例外地走向了反共識、反共同體化的方向。所以今天西方以及很多地方，社會是在不斷走向分化，族群和種族分裂、性別分裂、地區分裂、代際分裂、宗教分裂、文化分裂以及近幾年開始冒頭的階級分裂，使很多社會開始面臨解體的危險。

與此相反，中國自80年代以來雖然也出現了一些分化傾向，但是最終共識壓倒了分裂。有斗爭是正常現象，毛澤東同志曾說，“以斗爭求團結則團結存，以退讓求團結則團結亡”。黨的領導決不含糊，不做鄉愿，不和稀泥，堅決和任何分裂中華民族和社會共識的現象斗爭，今天全國各地、各階層、各民族仍然保持著共識團結的姿態。這是改革開放能夠成功，以及繼續走向成功的基本保障。十九大報告的一句話表達了全國人民堅持這種團結共識的期望：“堅持一致性和多樣性統一，找到最大公約數，畫出最大同心圓”。

總結起來，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功雖然有一些必然性，但總體上并非必然天賜，而是幾代人的犧牲和積累、制度的獨特優勢、戰略的明智選擇、政策的堅定持續以及幾代領導人英明決斷的合力的結果。這段歷史可能勝過任何的經濟學和政治學教科書，比那些被陳平教授稱之為“黑板經濟學家”或被蘇長和教授稱之為“空想自由主義者”們的說教更有說服力。認真總結改革開放會讓我們更清醒的認識到未來的路往哪走，怎么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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