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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房寧】

當今世界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新世紀新興大國力量迅速發展，歐美國家經濟“新常態”與政治“新民粹”引發社會動蕩和政治沖擊，加之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性大流行，世界經濟政治多極化體系漸趨成勢，世界格局發生著歷史性重大變化和變革，而當前國內外形勢也正發生著深刻變化。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礎上，正在努力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和推動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在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階段，中國正面臨著新的戰略機遇和巨大的風險挑戰。

在當前形勢下，長期以來推進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市場和資源兩頭在外的國際大循環動能明顯減弱”，而“我國經濟已經在向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轉變”。面對世界經濟發生新變化以及對我國經濟產生的新影響，黨中央提出了構建新發展格局的新思路，即“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構建新發展格局是推動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戰略選擇，是“十四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課題。這一思路表明，改革開放以來形成的經濟發展內外“雙循環”格局，正在逐步轉向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的戰略方向。

實現經濟社會發展新的戰略性轉變，須從中國基本國情出發，審時度勢，揚長避短，積極探索，最終構建起適應新時代需要的新發展格局。

中國面臨國際經濟政治形勢的深刻變化

中國自1978年實行改革開放以后，制定了跨世紀經濟發展戰略，加入到產業資本全球化進程之中，尤其是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后，獲得經濟快速發展契機。

中國經濟憑借自身改革開放和外部經濟全球化之利，抓住戰略機遇期，獲得了長達30余年的高速發展，從一個貧困落后的農業國一躍成為“世界工廠”，開辟了“MADE IN CHINA”時代。2010年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2020年中國經濟總量占居世界第一的美國經濟總量的70%以上。

從國際形勢與格局看，2008年是國際經濟政治形勢的重要轉折之年。這一年全球性金融-經濟危機爆發，最終演變為全球性經濟大衰退，結束了長達半個世紀的世界性經濟發展長周期。

這一波經濟長周期發展由產業資本全球化帶動，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理論解釋，就是產業資本的國際循環與周轉，它使“資本流遍世界，利潤流向西方”①，客觀上促成了全球經濟特別是資本主義經濟體的巨大發展，構建了世界經濟新的產業鏈、供應鏈和價值鏈體系。

然而，2008年全球性金融-經濟危機再一次將生產社會化與生產資料私有制之間的結構性、周期性矛盾充分暴露出來。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以來的經濟全球化趨勢出現逆轉，世界經濟發展進入了新的結構調整期。

自2008年世界性金融-經濟危機以來，產業資本全球化出現了新動向，國際經濟環境明顯趨緊。

我國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經濟快速發展的外部環境也發生變化，中國與外部經濟體特別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經濟體的關系從以互利為主逐漸演化為以競爭為主。這一轉變也是從2008年開始的。

逆全球化趨勢的出現促使主要國家之間的戰略博弈更加明顯深刻，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遏制中國發展逐漸形成共識并開始采取協調性行動，中國面臨的外部環境開始由“有利寬松”轉向了“制約壓制”。②

國際環境的重大變化對中國構成了新挑戰，帶來了新矛盾，中國經濟發展面臨著較大不確定性。特別是人類歷史上罕見的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席卷全球，造成了全球性的經濟社會危機，世界形勢更加動蕩，增加了中國對外經濟、社會、文化交往的困難。可以預見，未來一個時期中國的外部及周邊環境面臨的復雜局面仍將持續。

人們在美國紐約時報廣場的一個移動新冠檢測點接受檢測（資料圖/新華網）

未來十五年是中國現代化的關鍵考驗期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出現跨越式大發展，經濟持續30余年高速發展，中國的工業化、城鎮化、現代化發展實現了“起飛”。

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全國工業增加值從1978年的1621.4億元，增長到2020年的313071.1億元，而隨著大中小城市數量的不斷增多，人口普查城鎮化率也從1982年的20.91%提升至2020年的63.89%。

歷經持續30余年經濟的高速發展，中國已經初步實現了國家的工業化，具有中國特色的新型城鎮化道路也已起步。

從世界各國經濟發展經驗來看，在工業化“起飛”階段完成后，依照普遍規律將進入平緩發展的“平臺期”，即經濟發展從高速增長轉入中低速增長時期。2012年以來，中國經濟增長出現持續減速，標志著中國工業化、城鎮化進程從高速增長階段轉入中低速增長階段。

當前中國經濟發展在取得歷史性進步的同時，以往追求速度和規模擴張的發展模式也面臨諸多問題，經濟社會發展的結構性矛盾日漸突出，在發展的平衡性、協調度和可持續性方面存在較大不確定性，其主要表現是國民消費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占比相對較低。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2013年至2019年我國最終消費支出對經濟增長的平均貢獻率為60%左右，這一數據與發達經濟體70%、80%的水平相比，還有較大提升空間。

中國經濟增長主要依靠投資和對外出口，而消費占比較低，說明中國經濟存在成長結構性的短板。此外，中國科技創新能力不足，這是制約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和品質提升的突出問題。這些都意味著中國經濟從數量增長向品質升級的轉型遠未完成，中國在國際經濟分工體系以及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和價值鏈體系中仍處于中低端位置。

光刻機（資料圖）

從制度層面看，中國的體制優勢在于集中力量辦大事。中國體制的優勢將力量集中于一處，充分調動資源用于某些特定發展領域，形成“利出一孔”的政策效應，有利于提高發展的集約性和效率。

集中力量辦大事的“舉國體制”是一種強化體制，這種體制有優勢也有短板。③根據熵的理論，任何一種資源的開發都是對其他資源的覆蓋。在強化和集中使用資源的過程中，意味著必然忽視甚至舍棄其他方面，任何體制都不可能集中力量解決全部問題。

在經濟發展的早期，強化體制可以很快取得一些成效。在國際上，日本明治維新后快速崛起就是典型范例。“舉國體制”這個詞就是來自日本明治維新初期的語匯。工業化早期具有粗放型、模仿型、追隨型的形態特征，此時舉國體制具有明顯優勢。但是在高質量發展階段，尤其是在以創新驅動為發展動力的狀態下追求內涵式增長時，舉國體制就需要改進與升級。

在30余年快速發展之后，我國眾多技術領域仍然處于明顯的落后狀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國體制下科技創新能力不足的短板和缺陷，因此，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要“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關鍵核心技術攻關新型舉國體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