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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幾十年，中國大大小小歷次真理討論中，“誰來確定真理”極少被提到。這個問題，中國人說得少，西方人說得多一些。我們愛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但問題不是“檢驗”，問題是“誰來檢驗”。“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真理其實可能沒有想象的那么多……旅美學者方紹偉致信觀察者網參與新一輪“真理標準”大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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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王金平涉嫌“關說”事件在臺灣鬧得沸沸揚揚。王金平批特偵組“違憲”，馬英九則要“向歷史與人民交代”，一下把事件提升到了新高度。臺灣號稱“成功”的“憲政民主”似乎又受到了些考驗，這個“夾縫中的民主”到底怎么來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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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5-12 15:30:38
當人們寄望“國五條”能夠遏制房價再次快速上漲時，同時伴隨著十大房企首季銷售額勁增84%，68城房價環比上漲，多地涌現離婚潮，地方細則軟弱，20%個稅該誰承擔等各種聲音。房價十年十調，每一次調控對買賣雙方都是一場與政策的博弈戰，新“國五條”到底能改變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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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新興市場經濟占全球GDP的比重將上升至50.8%，首次超過發達國家，政治相對穩定的中國無疑將成為全球經濟增長新動力的領頭羊。如果說中國在科技研發上還無法與高收入國家競爭的話，市場規模和增長潛力便是抵消工資成本無法與低收入國家競爭的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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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經濟為什么能崛起？以經濟崛起為先導的“中國崛起”會是一種“持續崛起”嗎？很顯然，中國的經濟崛起是“大國崛起”的前奏。但“崛起”是一回事，“持續崛起”則完全是另一回事?！俺掷m崛起”的經濟指標，要看一國的生產總值與其他國家及世界平均水平的長期比較（包括人均水平）。國家政權模式的轉型是中國經濟崛起的根本原因，國家政權模式的轉型也將是“中國崛起”成為一種“持續崛起”的根本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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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0-08 08:25:09
在進行反腐的對策分析時，我們通常假定存在一雙“上帝之手”，一切運作都能無摩擦進行。這當然是一種理想的理念，現實的操作不可能如此。現實中的權貴和平民，可能都希望有一個美好的制度文化，但他們的實際行為往往是以一種特別的“分配優勢”為目標，而不是以一種抽象或具體的“好制度文化”為目標，除非“分配優勢”與“好制度文化”一致。所以，最理想的情況是：能起作用的人的“分配優勢”，碰巧與“好制度文化”一致，以至于這個“好制度文化”對他們好，也對整個社會的多數人好。一個社會的廉潔，最后就取決于制度與文化組合的突變。但是，文化有缺口，制度有漏洞；腐敗可以出口，廉潔卻難以進口。社會的病要比人體的病難治得多，這也算是人性弱點的可悲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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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衛想曲線救國，也確實救了不少敵占區的人民，可他的背叛給中國人帶來的恥辱，遠遠超過他給人民所減輕的痛苦。更具體地說，有些因為他而減輕了痛苦的中國人，可能寧可選擇“寧死不屈”;而那些他的投降涉及不到的中國人，則可能因為他而增加了恥辱的痛苦?？梢?，茅先生的最大錯誤，是把“物質利益”當成了人民的唯一利益，完全忽視了人民的“精神利益”，完全無視背叛或恥辱可能是更大的痛苦，完全不顧“好死不如賴活”的個體投降不同于“好死不如賴活”的整體投降。 精神利益可以高于物質利益，個體投降不同于集體投降，外部爭主權不對立于內部爭民主，一些人的邏輯不是也無法成為大多數中國人的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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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7-30 20:17:09
福山從長遠考慮“贊成美國制度多于贊成中國制度”，同時又“不認為兩種不同模式必然一個好一個壞”，表明其“歷史終結論”含糊而不 嚴謹。他的學者中立態度比較明顯，但他對民主制度和中國的“新黨國體制”顯然還有認識差距；“歷史終結論”名聲很大，可福山的邏輯能力還遠沒能到達應對自如的地步。福山 認識上有問題，相比之下，張維為則似乎有愿望代替認識的問題；福山對“歷史終結論”不夠堅定，而張維為的“西方民主曇花一現論”則過于草率。即便張維為對后進民主國家的判斷是公 允的，他對先進民主國家的判斷還是論據不足?！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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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家族繼承的權力終身制”使得“持續的統治能力”一再面臨困境，內耗只是“家族繼承終身制”導致制度性爭權奪利的表現，秦朝的短命也只是秦始皇和秦二世比別的君主更缺乏統治能力的結果。也就是說，“持續的統治能力”是被“家族繼承終身制”規定了的模式化制度問題，“家族繼承終身制”凸現統治者個人和家族狹小基因庫在統治能力上的“可持續缺陷”。具體的統治行為帶有歷史的特殊性和偶然性，朝代的壽命便是制度化的“可持續缺陷”的必然性與統治行為的偶然性的混合結果，統治能力的隨機波動就以中國歷史上的“朝代循環”展現在我們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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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的好壞不用討論，要討論的是未來可測性的程度和依據；規范問題不用爭，屁股決定腦袋，問題是實證認識。不管是“左公知”還是“右公知”，當你用愿望來代替認識時，你看到的就是事物的價值而不是事物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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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7-18 18:52:12
在我看來，周濂通過展望一個美好未來，而把當下的“公知爭斗”問題給取消了?？烧嬲膯栴}是，即便利益分化足夠明白、足夠徹底、足夠公開，即便各種利益集團，真的能夠開誠布公地發表觀點、選舉代表、就政治權力和財富分配進行理性的博弈，“公知爭斗”的問題依然還會持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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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之間是一個有趣的對比，政府執行力弱的印度存在運行績效問題，政府執行力強的中國則存在公民權利問題。誰超過誰只是個數字問題，關鍵還在于現實的感受，而不同的中國人對會不會落后的感受是完全不同的。經濟上未來40年印度確實很難超過中國，但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勢頭還年持續多久呢？在我看來，預測印度經濟在2050年趕上中國問題，實際上是一個中國問題而不是一個印度問題，“印度趕超中國”與印度無關，而與中國的政治經濟是否會陷入危機有關。更直截了當地說，如果兩國的政治經濟現狀基本保持不變，那么未來40年印度經濟確實根本不可能超過中國，而如果中國政治經濟危機的概率高于印度，那么未來40年印度經濟隨時都可能超過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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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現在最關心的是，《環球時報》說自己沒有鼓吹“適度腐敗論”能不能成立？《中國青年報》批評“環球社評”主張“寬容腐敗論”又有沒有道理？“環球社評”在反腐的明處是錯的，“中青評論” 在反腐的明處是對的，但“中青評論”在反腐的暗處卻錯了?！爸星嘣u論”以為現在的要害是把好制度先搞出來，好制度能不能有好運行以后再說。我則認為，好制度出不來除了有既得利益的原因外，還有中國人“抱著樹喊坎樹”、“不能把書面與現實統一起來”的制度文化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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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暉對當代中國和世界的基本分析可以被歸結為一個“雙邏輯框架”，即用“自由與福利”和“權力與責任”的對稱性來分析現實。他不再強調用“低自由”去解釋中國的“高發展”，“民主制度的困境”和“低自由發展論”正是我以前批評秦暉的兩個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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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事生非者喜歡搬弄私人問題的外在形式而不討論學術問題的實質內容，但“假打”決不是“打假”。如今，用“假資格信號”腐蝕學者的不僅是中國的制度環境，徐開彬這樣的“假洋鬼子”也難逃其責?！安徽剢栴}、大談虛名”的風氣很難改，但也該變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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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2-07 15:31:59
當一個經濟制度激勵的更多的是“賭業家精神”而不是“企業家精神”時，當一個金融制度只許州官放火而不許百姓點燈時，每一個中國人都可能變成鋌身走險而淪為祭品的吳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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