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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能源車，發達國家能否卷土重來？

科工力量：中國新能源汽車會不會被“卡脖子”？

封凱棟：中國的新能源汽車在關鍵技術上被“卡脖子”的可能性不會太大。

盡管在汽車芯片、工業設計工具、部分高精尖生產設備等領域，中國目前對進口產品的依賴還比較大。但是在這個產業中，中國工業已基本實現產業鏈自主可控。這并不是否認中國車企依然在大規模進口跨國公司的部件、采用它們的技術服務。我們要認識到目前在新能源汽車的大部分領域里，都已經有中國本土供應商發展了起來。

我們需要認識到“車規技術/部件市場”的兩個特殊性，第一個是“車規技術”往往并不是最前沿的技術，而是相對成熟的高水平技術。在技術應用上，因為涉及人身安全，汽車是一個追求高安全高可靠性的產業，所以車規技術使用的往往不是前沿創新技術，而是可以穩定供應的高水平技術。這就使得如果美西方國家想要在技術供應上卡中國新能源汽車工業，那它們沒有辦法在“脖子”（前沿創新技術）上動手，它們只能在“胸口”甚至“腰”（穩定供應的高水平技術）上斷供。這對于供應鏈上的跨國企業來說是很難接受的，因為這些技術并不是最前沿的，就意味著它們并沒有壟斷性。它們一旦退出，那么本土汽車技術供應商就會有機會擠進來。

“車規技術市場”的第二個特征在追求供應關系的穩定性。汽車是個大規模工業，投資規模巨大，供應鏈中任何環節的不穩定都會對整個產業系統帶來隱憂。為了規避風險，整車企業都會非常在意供應關系的穩定性：整車企業不會輕易變更自己的核心供應商，但反過來如果核心供應商一旦變更，那原供應商想要重新被整車企業接納，也會是非常困難的事情。因此對于跨國公司而言，它們也難以承受主動跟中國的整車企業脫鉤而帶來的巨大損失。

而最重要的是當前中國新能源汽車市場的重要價值。這個價值不僅僅體現在消費規模上，更體現為消費者對新技術的接受度高，愿意為各種新技術支付成本，也愿意接受迭代速度快、在線升級的新式汽車產品。這導致中國的新能源汽車市場是當今全世界競爭最激烈、技術變化最快的市場。同時，各級政府在推動車聯網、能源網上的進取精神，資本對新能源汽車創新競爭的熱情，都使得中國市場成為目前最能孕育相關領域創新者的地方。

車聯網  圖源：pixabay

因此任何企圖有所作為的跨國企業，都難以割舍中國市場，因為一旦離場，就意味著自身遠離了創新進步和創新競爭的中心。甚至我們可以預見，未來將會有越來越多的跨國汽車巨頭會將它們的新產品研發和新產品投放都放到中國來，以此來保證自身產品的高水平起點。

科工力量：既然這個領域這么重要，發達國家會重新入場嗎？

封凱棟：當然會。剛才我們講過在傳統燃油汽車領域里，從20世紀70年代所興起的那一輪“世界大戰”，激烈競爭的余波甚至影響至今。

各個主要工業國家之所以在汽車工業中對各種貿易保護措施“無所不用其極”，是因為汽車工業在政治經濟上是一個至關重要的產業。它不僅僅跟數額龐大的就業有關，也跟諸多其他相關工業、跟新技術的應用和深化發展有密切的關系。對于政治決策者而言，這就意味著政治上黨派和個人的選票、經濟上國家和大企業的發展空間，以及隨之而來的大國政治和軍事競爭。這就意味著主要工業國家在面臨新能源汽車的“新世界大戰”，很有可能會再度用盡它們所能揮舞的保護主義政策工具。

當今傳統汽車強國的跨國巨頭的確在轉型上遭遇了一定的困難。這是因為以智能座艙、智能駕駛和車路協同為代表的智能汽車，的確融合了此前大量未曾在傳統汽車工業中得到產業化使用的新技術。這事實上使得整車作為一個產品系統，它的設計理念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從以往以機械動力為中心的設計理念，轉變為以電、以軟件、以各種傳感器、計算和通信部件所構建起來的智能系統為中心。這不僅僅是技術上的重大轉變，同時它更要求企業在組織層面做出相應的重大調整來。也就是說，重要的戰略資源應該分配給哪些部門，產品開發中的話語權如何分配等等，都需要做出結構性的調整來。然而這就必然會碰上跨國巨頭作為大企業內部的組織政治問題，導致它們的轉型必定會充滿困難。

智能座艙 圖源：pixabay

但這并不意味著跨國企業已經是“紙老虎”了。我們必須要充分認識到，2023年中國本土汽車品牌才第一次由比亞迪擠入了世界前十大汽車企業之列。美西方國家的汽車巨頭依然在產銷量和市場影響力上占據主導。它們龐大的體量會導致它們“too big to fail（大而不倒）”，為它們贏得轉型的空間。

而歐美政府不僅僅持續地對本國的新能源汽車予以補貼，而且還分別通過硬性脫鉤、或者利用碳稅等理由開始強化貿易保護，這些愈演愈烈地保護政策也將會為它們各國的汽車企業實施轉型提供更多的時間。可以預期的是，美西方國家將繼續通過貿易保護政策，要求更多的中國車企或動力電池廠商將其產業鏈遷移到歐美去，然后又繼續通過政策加碼來限制中國供應鏈企業在當地的擴張——正如在歷史上發生過的那樣。

而且跨國企業也很有可能嘗試通過合作、并購等方式嵌入到中國新能源汽車的產業生態里來，通過以各種方式并入一些中國新能源汽車企業來加速自身的轉型過程，盡快轉向。從這幾方面來說，2024年很可能會是對新能源汽車產業而言極其重要的一年，或者是極其重要的一段時期的開端。

科工力量：當前中國汽車同樣面臨一些“產能過剩”和“內卷”的問題，您怎么看？

封凱棟：中國汽車想要獲得長足的發展，繼續扮演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推動機的作用，就必須要走出去。歐美市場很重要，因為長期以來它都是世界汽車工業的主流市場。在歐美市場的競爭對于保持中國汽車工業繼續提高自身的設計水平和制造水平、服務水平都至關重要；同時，向歐美市場的進軍也對我們在發展中國家構筑自身的品牌影響力至關重要。

目前，歐洲市場占了中國新能源汽車出口的 50%。這種局面一改中國燃油汽車主要出口亞非拉和俄羅斯市場的常態，是非常讓人欣喜的。但我們必須要重視發展中國家市場，這不僅僅是因為美西方國家對中國新能源汽車產品的貿易保護政策將會愈演愈烈，也是因為發展中國家尚未充分開發的人口規模足夠大。在傳統燃油汽車市場中，豐田是世界上最大的汽車企業，在其出口中大概有超過40%是銷往發展中國家的。可以說，對發展中國家市場的深入耕耘，是成為世界性領頭汽車企業的必經之路。

奇瑞新能源汽車出口巴西 圖源：財聯社

我們應該如何開發后發展國家市場？對于這個問題，我已經在幾個場合做過一些交流。我認為單純復制此前美西方國家，只是將組裝制造環節轉移到亞非拉國家是不足夠的。我的考慮既出于“一帶一路”和“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倡議，同時也與我國本身如何持續提高人民群眾的收入水平密切相關。

2022年，中國的人均GDP為1.3萬美元，而當今核心發達國家（即G7國家）的排名靠后的國家的人均GDP超過3.4萬美元。而G7集團的人口只有中國人口的一半左右。這就意味著我們沒有辦法通過對已有發達國家的替代來實現中國人口從中等收入向中高乃至高等收入的躍遷。

首先，中國完全替代現有發達國家的份額是不現實的。從歷史經驗來看，哪怕我們以后在整體科技實力上超過美國，美國作為世界上非常重要的工業經濟體，它依然會是世界格局中的重要玩家。也就是說，我們很難把它徹底踢開，把美國的整個份額都占掉。從這個角度考慮，我們單純通過模仿原來美國的跨國公司的模式，是無法支撐我們把14億人躍遷到今天發達國家的水平的。我們必須要發展出新的模式來。

其次，今天跨國公司的模式從邏輯上或者說從利益的分配上是有局限性的。現有的跨國公司模式相當于構建了一個全球范圍內的金字塔式架構，頂端是西方國家，擁有核心技術，對外輸出管理、資本和部分生產設備，進行層層控制；底層是發展中國家，更多地只是提供資源和廉價勞動力，獲得相對微薄的收益。高額利潤都讓上層的發達國家拿走了。

這種模式的致命缺陷是，只能獲得微薄收入的廉價勞動力，是沒有辦法成為自己所生產的復雜技術產品的消費者的。

來自發展中國家的、占人口大多數的普通勞動者可以消費這套世界體系所生產的襯衣、鞋子、義烏的小商品，但當涉及復雜技術產品（如新能源汽車、智能電網、云計算服務）時，原來的跨國公司模式是失敗的，因為獲得微薄收入的普通勞動者是消費不起的。

圖源：搜狐

我們當初搞“三來一補”、依賴“市場換技術”通過合資模式生產產品的時候，我們人口中的很大一部分也買不起在中國本地生產的復雜產品。所以，如果我們想從持續的全球化中獲得持續的發展動力，就需要主動地推動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進程，將規模龐大的發展中國家的人口轉變為復雜技術產品的消費者，才能反過來持續地抬高中國人口收入的天花板。

有人會問，幫助發展中國家開展工業化不會“教會徒弟餓死師傅”嗎？

在這里有兩個關鍵點，首先是在科技沒有重大革新的前提下，中國人口收入水平的持續提高需要更龐大的復雜產品的消費市場，來消費中國的工業制成品和技術服務。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中國這個“師傅”的經濟實力取決于他能教出多少有工業能力的“徒弟”來。所以我們需要在“夯實中國工業能力”和“通過輸出相對成熟的工業能力來開發南方國家市場”兩者之間找到平衡，這很可能是交給中國工業人未來20-40年最重要的挑戰。

那么中國如何構筑自身競爭優勢的“護城河”，如何理解國家的“技術主權”“工業主權”？這的確是我們目前尚未有答案的重大問題；但幾乎毫無疑問的是，下一代中國工業人很可能將會是從他們職業生涯一開始就高度“國際化”“全球化”的一代，他們會尋找答案。

其次是中國的工業事實上是深嵌在包括廣大發展中國家的世界體系中的，如何構建一套新的經濟體系，是中國工業迫切需要面對的新命題。

以新能源汽車產業為例，為了該工業的發展，中國需要大規模引進海外的鎳、鈷、鋰等關鍵礦產。然而這樣一套國際貿易體系的存續將會持續面臨挑戰。不僅大國競爭的背景會使得部分發展中國家受到美西方國家的影響而導致全球供應鏈不穩定，而且發展中國家自主意志的崛起也是不容忽視的新趨勢。如“金屬歐佩克”等國際組織倡議的出現也昭示著國際形式的新變化。

鋰礦  圖源：財聯社

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不僅需要通過跟南方國家在工業協作上實現更高水平的綁定來夯實該體系的船錨，同樣也需要正視國際社會變化的新趨勢。

正如同美國的崛起打破了英國通過“世界工廠+全球殖民地”所打造的全球經濟體系，中國工業和中國愿景的崛起也挑戰了美國通過跨國公司控制發展中國家、掠奪發展中國家的體系。

如果我們意識到中國的崛起是世界發展中國家人民奮斗浪潮的一部分的話，那么我們就能更好地理解舊的世界體系即將成為過去。

喪鐘不僅僅為現有的美國而鳴，它也為未來的“美國”而鳴，舊的世界體系將會被新的世界體系所替代。那么，我們就不應在思維上停留在美國的船上去，刻求中國所主導的“新式全球化”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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