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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馮紹雷】

俄羅斯如何看待當代國際變局？如何評價新世紀以來自身的對外政策？面對變局以及未來世界秩序的建構，俄羅斯準備如何提出外交政策新思想，以及將以哪些具體建議為推進新秩序而未雨綢繆？圍繞這些令人關注的問題，本文基于俄羅斯權威智庫的重要文件，結合俄羅斯官方立場以及權威專家的意見， 嘗試提供綜合性的介紹與分析。

俄羅斯高等經濟大學世界經濟與國際政治學院院長、老牌智庫外交與國防政策委員會榮譽主席、俄羅斯最具威望的國際問題研究專家之一，曾擔任普京和葉利欽多年外交政策資深顧問的謝爾蓋·卡拉加諾夫教授領銜的團隊，在2020年發布了題為《維護和平、地球和所有國家的選擇自由：俄羅斯外交政策新思想》（以下簡稱《新思想》）的報告。該文件涉及形勢與未來秩序構建、現行戰略與政策，貫穿歷史與當下的聯系，尤其側重于以思想引領決策，是一份較為權威、全面、具有前瞻性的報告。該報告發表過程中曾多次舉行咨詢會聽取意見，并得到了俄外交部和國家杜馬的支持。

除此之外，普京總統及他親自創建的瓦爾代國際辯論俱樂部、外長拉夫羅夫、前外長伊萬諾夫帶領下的俄羅斯對外關系理事會等方面所發表的文獻，也是本文寫作的重要基礎。十多年來，筆者幾乎每年參與瓦爾代論壇，也與卡拉加諾夫團隊以及其他專家多年交流合作。這些都為介紹俄羅斯對外關系的最新發展提供了雖基于個人體驗、但又立足于多方互動的客觀依據。

《維護和平、地球和所有國家的選擇自由：俄羅斯外交政策新思想》

一、俄羅斯如何看待當代國際變局

對于當下國際變局，卡拉加諾夫教授的這份報告提出：“俄羅斯國內外的外交政策學者普遍認為，國際政治、經濟和思想已進入完全不可預測的混亂時代。”這里所說的“混亂”，不光是指亂局的不斷加深，而且也表明“過去幾十年甚至幾百年間西方國家所設定的‘智識模式’”已經“無法預測世界的發展趨勢”。“但西方大多數人不愿意接受新的現實，種種跡象表明，西方國家在地緣政治、經濟和思想領域的地位正在經歷長期的衰落。”[1] 比《新思想》晚一個月發表的瓦爾代論壇的研究報告《在一個搖搖欲墜的世界中保持清醒》，同樣提出了“混亂世界”的概念。[2]

按照《新思想》的提法，當前亂象的集中表現在于：“在新（主要是亞洲）、舊（主要是西方）領導者之間，正在上演歷史上最激烈、最迅速的權力再分配。”疫情及其引起的經濟危機和信息戰加劇了這一進程。未來幾十年，美國雖仍是超級大國，但“也在迅速喪失將自己的意志強加于人的能力，無力左右世界經濟和國際政治的總體發展方向，于是美國成為近年來最危險的國際角色，從維護現狀的國家轉變為‘修正主義’國家”[3] 。

《新思想》認為，發生這種變化的深層與主要原因是，“西方近500年來建立在軍事優勢基礎上的，在世界政治、經濟、思想文化領域的主導地位，已行將就木，世界正在回歸傳統的多極格局”。其表現為：大部分國際協調機構與機制日漸式微或被有意取消，世界進入無序且激烈的競爭；數字化發展、不平等加劇、氣候變化、大規模移民等全球治理問題“下沉”至國家與區域層面，但依然難有出路；各國無法完全掌控本國局勢，但追求主權、政治和文化獨立，出現“取代美國（西方）控制下的‘世界政府’或霸權主義的強烈趨勢”；“國際關系民主化進程仍將持續，中小國家的民眾都渴望政治上的主體性……而沒有它們的參與，一些關鍵的國際沖突和問題便無法解決”。[4]

與《新思想》稍有不同，瓦爾代報告認為，跨越國界的超國家政治實體已經敗落；“主權國家仍然是唯一能夠以有組織和有效的方式行事的機構”；對于國際政治的“民主與威權”兩分法式的解讀已失去意義；而美國主導的（上世紀80年代到21世紀最初10年中期的）“自由世界秩序”也已結束——這些變化才是國際亂局的深層背景。[5]

在《新思想》的闡述中，大國關系正在發生一些重大變化。首先，在全球范圍內，“正在不對稱地形成‘中國 +’和‘美國 +’兩個技術、地緣經濟和地緣政治中心”。報告指出：美國抗疫無力，與中國的抗疫成績及對他國的援助，形成鮮明的對比。新的危機削弱了美國的影響力，世界領導權之爭變得白熱化。瓦爾代報告也認為，當今世界存在著“兩極化”的威脅。但該報告明確指出，“國際安全面臨的最大威脅在于，（中美）兩國正朝著相反的方向發展”。而《新思想》認為，“在俄羅斯學者看來，疫情暴發之前，中國雖然愈發自信并奉行面向全球的政策，但仍竭力回避對領導地位的訴求；現在則不然，中國外交在政治心理方面的內斂性已經減弱，中國公開表示正在為世界其他地區樹立榜樣”[6]。對此需要指出，相當熟悉中國事務的俄羅斯駐華大使杰尼索夫則另有評價，他明確而公開地指出：中國從來無意向其他國家輸出自己的模式。

其次，對于歐洲，《新思想》認為“歐盟主導的歐洲錯失了（與俄羅斯聯合）成為世界新秩序第三支柱的機會”，雖不可能徹底解體，但將發生大變革，“最有可能的是，歐洲次大陸的中部和南部將倒向東方，西部和北部將倒向美國”。最后，關于俄羅斯，《新思想》指出，俄羅斯仍將是具有充分回旋余地的“獨立中心”，“奉行獨立自主的內政、外交與國防政策。在經濟和技術方面，俄羅斯將會逐漸趨向東方……在中國的支持下，俄羅斯提出了‘大歐亞伙伴關系’。但何時實施，尚不明確”[7]。

《新思想》與瓦爾代報告都強調了當前國際局勢的兩個重大問題。其一，“國際環境將再度意識形態化”。“那些能提供富有生命力的全新意識形態并填補‘真空’的國家、社會和文明，在爭取未來世界秩序領導地位的斗爭中，將獲得巨大優勢。”其二，“發生重大國際沖突并升級到全球戰爭的危險將顯著增加”[8]。此外，瓦爾代報告強調：“多元主義是世界正在經歷的政治和戰略文化急劇變化的副產品”，而多元主義的“政治決策的背后并沒有‘唯一正確’的道德平臺”。顯然，瓦爾代報告對于“多元主義”的崛起同樣抱有不甚樂觀的態度。[9]

總體來看，俄羅斯清晰地認識到，當前世界的混亂源于西方趨于長期的衰落；而國際關系重趨意識形態化、沖突與戰爭風險提升、多元主義的莫衷一是等，都是當代世界的重大問題。俄羅斯認為，當今世界存在著中美競爭“兩極化”的趨勢；但在歐洲分化的同時，中俄合作是重要的趨勢。

謝爾蓋·卡拉加諾夫/資料圖

二、對俄羅斯外交政策的自我評價

是否能客觀清醒而實事求是地評價自身的外交政策，乃是一國治理水平的體現。俄羅斯國內對其外交政策并非沒有不同意見，并且不少是很高層面上的公開辯論。在遭逢逆境的背景下，這種爭論有時變得很激烈。比如，從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開始、經過烏克蘭沖突及近年來嚴酷的西方制裁，本來就處于艱難轉型中的俄羅斯受到嚴重壓抑。疫情之后的經濟低迷，更使得類似“俄羅斯經濟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夠支撐大國外交多方面的長期需求”的疑問越來越多。

又如，一些比較接近西方的學者，如莫斯科卡內基中心主任特列寧，在充分肯定普京外交成就之后，曾公開指出“90 年代以來俄羅斯外交的失誤在于過多糾結于北約東擴”。對此，更多俄羅斯學者——包括普京本人在內——則持相反立場。再如，對烏克蘭沖突以來的俄外交總體究竟應如何評價？卡拉加諾夫認為“俄羅斯做得都對”；[10] 而瓦爾代俱樂部學術委員會主任盧基揚諾夫則公開提出了對此還需值得反思的批評意見 [11]。

但無論這些辯論多么激烈，非常值得注意的一個突出現象是：總體上，俄羅斯人對本國外交的肯定和自信正在逐步恢復和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