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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俄羅斯在國際秩序構建與大國關系中的作用與地位

（一）關于未來國際秩序構建的問題

當提及未來世界架構之時，《新思想》表現得相當謹慎，完全不同于卡拉加諾夫素來擅長并且敢于預測未來的重大結構演變的做法。《新思想》只是提出，“談論這種世界格局的現實輪廓還為時過早。目前只呈現出舊秩序解構的趨勢，但作為俄羅斯政策的最高目標，捍衛和平的觀點針對的正是未來的世界建構”。可以發現，國際局勢越是陷于困頓，俄羅斯不少知名學者對未來國際秩序構建問題越謹慎。這可能與普京總統在這一問題上的嚴謹態度有關。

但是，瓦爾代報告還是表達出俄羅斯對這一問題的原則立場：在“自由世界秩序”已經結束的前提下，未來國際建構設置主要有以下兩種前景。一種前景是，作為此前世界秩序基礎的聯合國通過增加新的功能性基礎設施而得以加強；另一種前景則是“兩極分化的重新出現”，美國和中國的沖突雖不會復制冷戰模式，“但沖突將更加激烈”。顯然，瓦爾代報告更加傾向于“加強聯合國安理會作為‘世界政府’的地位，授權安理會決定對生存至關重要的和平與戰爭題”[19]。歷史地看，可以發現，除了對聯合國、安理會功能的高度重視，俄羅斯情有獨鐘的不光是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體系所強調的民族國家獨立自主地決定內外事務的原則；19世紀時維也納體系采用的大國協同（concert of powers）模式，顯然也是俄羅斯參與未來國際秩序構建的基本原則。

俄羅斯外交事務理事會資深專家伊萬·季莫菲耶夫在《全球預測2019—2024》這部新作中，傾向于“新多極世界”這一選擇。這與上述加強聯合國地位、重申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和維也納體系原則相結合的立場，是相互吻合的。[20] 值得關注的是，幾個月之前，美國知名學者理查德·哈斯與查爾斯·庫普乾兩人也在《外交季刊》網站上聯合發表文章，主張借鑒維也納模式超越國內政治制度與意識形態差異、推動大國協同的立場。[21]

總體來看，當代秩序構建如何借鑒歷史經驗的問題，雖始終存有爭議，但主張超越差異、尋求共識的理性立場正在得到越來越多的支持。從這樣的發展態勢看，“聯合國安理會模式+威斯特伐利亞主權國家原則+維也納秩序大國協同原則”這一基調，很可能成為在可預見的未來俄羅斯對于國際秩序建構的基本立場。

當地時間2021年12月7日，俄羅斯總統普京同美國總統拜登開始舉行視頻會晤。@視覺中國

（二）關于中、美、俄三邊關系中的立場選擇

21世紀初以來，中、美、俄三邊關系問題始終是國際秩序轉型的一個基本問題。

在基辛格的“大三角”戰略——美國與中、俄的關系應當比中俄關系更近——的指導下，新世紀以來，每一位美國總統上臺，都會不同程度地“重啟”美俄關系以求聯俄遏華。然而，事與愿違，中、美、俄三邊關系并未因之出現逆轉。

如果稍微總結一下冷戰終結以來中、俄、美三邊關系的發展歷史，可以發現，有兩個關鍵因素在左右著這組三邊關系的進程。從客觀層面看，上世紀末的北約東擴、亞洲與俄羅斯同時發生的金融危機、科索沃戰爭，新世紀第一個十年里的伊拉克戰爭、一系列“顏色革命”、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新世紀第二個十年以來的烏克蘭危機、敘利亞戰爭、美國先后對俄羅斯和中國的大規模制裁以及新冠疫情的暴發，這一連串的危機與沖突一步一步推動著中俄的接近。換言之，中俄伙伴關系的發展，是一個由外在沖突與矛盾所造就的客觀過程。

從主觀層面看，中俄與美國及其盟國的存在一個相當關鍵的區別：經歷了上世紀晚期一系列嚴峻考驗的中俄兩國，在不同程度上進行了自我革命，告別了僵化保守的意識形態，推進了全面體制改革；隨著世紀之交的形勢變化，兩國又進一步奉行獨立自主政策，大大加強了主權國家的自主性構建。而美國與歐洲盟國在自身觀念形態與基本制度都出現重大裂痕的背景下，仍然固步自封、不思進取，只一味“甩鍋”、轉移矛盾，始終沒有放棄要把自身已經很成問題的制度模式強加于人的霸凌行徑。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中俄關系不僅經受了一次又一次美俄關系“重啟”的考驗，抵制了一波又一波的挑撥離間，而且在當前的巨大壓力之下，中俄關系正在從“和而不同”進一步邁向“異中求同”的新境界。中、美、俄三邊關系會有怎樣的前景呢？2016年瓦爾代論壇上，我曾就此請教普京總統，他的回答非常明確：“中、美、俄三邊關系應該是互相尊重、互利互惠的這樣一種關系。”雖然歷經新冠疫情的暴發和大國關系的激變，普京所說的中、美、俄三邊關系“應該有”的樣子并沒有成為現實，但毫無疑問，這應當成為這一組三邊關系所追求的目標。

（三）俄羅斯在前蘇聯空間的立場調整

冷戰終結之后，俄羅斯對于前蘇聯空間的立場是經過一番變化的。蘇聯解體之初，俄羅斯與其他各個蘇聯加盟共和國的處境一樣，自顧不暇，沒有能力去掌控整個前蘇聯空間的政治經濟與安全事務。在動蕩的局勢之下，中俄與中亞國家之間的“五國機制”出現，并逐漸演化為之后的“上海合作組織”。經過一段時間的摸索，在新世紀第一個十年開始的時候，俄羅斯模仿當時還頗有聲勢的歐盟，試圖以歐亞經濟聯盟聚合前蘇聯空間的經濟合作，同時以集安組織穩固這一空間的安全事務。

實際上，從新世紀初起，俄羅斯一直面臨著周邊地區“顏色革命”的巨大挑戰；2013-2014年烏克蘭危機的爆發，促使俄羅斯深刻反思自己的周邊戰略。2020年，在白俄羅斯憲政危機、亞美尼亞與阿塞拜疆之間的納卡沖突、吉爾吉斯事件以及烏克蘭事態繼續惡化的背景下，俄羅斯周邊政策出現調整。

這次調整的核心是，俄羅斯不強求以自己非常有限的國力，去盲目應對周邊發生的每一處事變，包括對一向被視為俄羅斯親密伙伴的國家也不再簡單地重復以往的干預政策。除了公開宣布將白俄羅斯與哈薩克斯坦視為在地緣政治上與自己休戚相關的地區，一般情況下，俄羅斯不再不加區分地將整個前蘇聯空間視為自己必須承擔的責任。這一有限收縮并不意味著俄羅斯在周邊地區將不再以活躍主動的面貌出現。[22]

在阿富汗戰爭結束后出現的新局面之下，俄羅斯仍會以“大歐亞伙伴關系”為支軸，以中俄緊密合作、以與“一帶一路”的對接為基礎、以“轉向東方”的戰略部署為引領，以自身國家利益為目標，時而更為強硬、時而更為靈活務實地推行周邊外交——與一年前俄羅斯周邊政策的極具彈性相比，美軍撤離阿富汗之際俄羅斯所表明的強硬立場，即反映出這種變化和反差。同時，俄羅斯會以更加廣闊的視野，不僅通過“北溪二線”盤活與歐洲關系，而且也會按其自身需要審時度勢地調整與美國的關系。實際上，俄羅斯的周邊政策還是需要放在其全球部署的背景之下，才能加以理解。

總體地看，俄羅斯對世界局勢的觀察，對自身外交戰略的總結和反思，以及對未來國際秩序構架的考量，深深透露出一個從超級大國地位敗落過程中迅速復起的強者的深厚底蘊。與中國一樣，俄羅斯與外部世界的關系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這個大國的命運。從這個意義上說，對俄羅斯對外戰略實踐和思想的系統考察，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注釋：

[1] [3] [4] [6] [7] [8] [10] [12] [13] [14] [15] [16] [17] 謝爾蓋·卡拉加諾夫等：《俄羅斯外交政策新思想》，載《俄羅斯研究》2020年第4期。

[2] [5] [9] [18] [19] Oleg Barabanov et al.，Staying Sane in a Crumbling World， Valdai Discussion Club Report，May 2020.

[11] Fyodor A. Lukyanov, “Variables and Constants,” Russian in Global Affairs, 2018, No.2.

[20] 伊萬·季莫菲耶夫：《全球預測2019—2024》（俄文版），俄羅斯對外事務理事會研究報告，2019年。

[21] Richard N. Haass and Charles A. Kupchan, “The New Concert of Powers,” Foreign Affairs, March 23, 2021.

[22] 季莫費·博爾達切夫：《最后的帝國及其鄰居——俄羅斯周邊安全與地區秩序》，班婕譯，載《俄羅斯研究》2021年第3期。